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1/2）

尽管首先出现在12世纪意大利北部，随后又出现在15世纪德意志南部的棉花产业令人瞩目，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世界棉花生产的格局。这两地的棉花产业繁荣之后又都衰落了。在其他三片大陆上有着规模更大的棉纺织业，而且和此前数个世纪以来一样，它们继续活跃着。印度和中国仍然是世界棉纺织品生产的中心，印度织工的产品依然在洲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此时，欧洲纺织业在技术发明或者组织创新上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亚洲生产者依然掌握着最尖端的纺织技术。确实，欧洲新的制造业尝试为欧洲人生产了规模空前的棉纺织品，传播了对棉纺织品的嗜好，使得关于棉花加工的知识广为传播——所有这些要素最终变得极其重要。但目前而言，这些小的变动对全球棉纺织业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此时欧洲人还缺乏在跨洋贸易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何况欧洲生产的棉布质量远逊于印度的棉布。而且，与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不同，欧洲人依赖从远方进口的原棉，却不能对这些地区施加多少控制。在1600年时，绝大部分欧洲人还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服。

然而，在随后的两百年中，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尽管这些变化非常缓慢，起初甚至难以察觉，但是势头一旦建立，变化就越来越快，最后是爆炸式的。最终的结果是世界棉花产业经历了剧烈重组：棉花种植和生产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同时棉花作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整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欧洲人越来越频繁地——往往以暴力的方式——挤入棉花贸易的全球网络之中，包括亚洲内部的以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网络，然后利用同样的力量建立起非洲、美洲和欧洲之间的全新网络。1 在更强大的国家面前，欧洲第一次闯入棉花世界的企图失败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资本家和政治家吸取教训，凭借着他们运用武力扩张自身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建立起了比较优势。欧洲人在棉花世界中变得重要不是因为新发明或先进技术，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重塑和主导全球棉花网络的能力。

欧洲的资本家和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改变了全球网络。武力贸易的力量使欧洲能够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财政－军事国家的缔造使得力量得以投射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创新——从海运保险到海运提单1 ——使得远距离输送资本和货物成为可能；法律制度的发展给予遥远地区的投资以某种安全保障；与远方的资本家和统治者联盟，可以接触到当地的纺织工人和棉花种植者；攫夺土地和贩卖非洲奴隶创造了繁荣的种植园。当时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在欧洲和东亚人均经济生产值出现“大分流”前，一小部分欧洲人主导了构建全球经济联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当时只是间断性的且逐步发生的，这不仅对棉花产业，而且对全球各处的人类社会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大分流”首先是国家权力、国家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分流。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独立的棉花世界转变成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是重塑全球联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掠夺。1518年，埃尔南·科尔特斯攻击了阿兹特克帝国，为西班牙人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领土主张，并扩展到南美和更远的北方。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跟随他们的脚步，攫取了今天的巴西。1605年，法国到达美洲并夺取了魁北克，攫取了今天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在法国统治下成为路易斯安那），他们还占领了加勒比群岛中的若干岛屿，包括1695年获得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面三分之一大小地区，成为法属圣多明各。1607年，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后来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一部分的詹姆斯敦，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最终，我们将会看到，殖民者在美洲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使得棉花的大规模单一种植成为可能。

棉花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发生在5年后的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地驶入卡利卡特港，开拓了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现在，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织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的产品，而不再依赖大量的中间商；此前，这些中间商先用船只将印度布匹运过印度洋，再乘骆驼穿越阿拉伯半岛，最后用船将印度布匹卖到欧洲的各大港口。1498年，达·伽马从当地的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与当地人开展贸易的许可，欧洲人开始建立了与印度次大陆的正式贸易关系。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建立一系列贸易据点，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果阿。16世纪末，荷兰和英国开始挑战葡萄牙在亚洲贸易的垄断地位，他们特许设立了一些合股公司，以期在获利丰厚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在一系列英荷战争后，英国人最终与荷兰人就在亚洲分割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达成妥协，而印度纺织品贸易主要落入英国人的手中。

起初，在南亚的扩张是欧洲商人和政治家介入全球棉花产业网络最重要的事件。由此，欧洲人开始在印度纺织品跨洋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葡萄牙人是先锋，他们将大量的印度布料贩卖到欧洲。他们还试图巩固其在古吉拉特与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之间贸易的主导地位——起初，葡萄牙人强力限制古吉拉特商人与传统市场的联系，这一努力成败参半；到16世纪后半期他们则通过管制贸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他欧洲商人随后加入：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dia pany）建立，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dische pagnie）建立，1616年丹麦东印度公司（dansk ostdisk koni）建立。到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他们强力管制古吉拉特纺织品贸易，收缴古吉拉特船只，以限制当地商人与阿拉伯市场乃至东南亚市场的联系。在过去，东南亚市场是由以马德拉斯为中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南部的工厂供应的。2 法国是欧洲大国中最后一个与东方开展贸易的国家。1664年，法国贸易商成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pagnie des des fran&231;aise），第一次把法国人称之为“印度货”的彩色印花棉布引入法国。这些公司都试图在某一地区获得垄断权，但因为它们之间彼此竞争，还要面对一些与之竞争的独立商人，它们的计划从未完全成功。3

这些欧洲公司的共同点是，它们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在东南亚交换香料，同时也把纺织品带回欧洲，在那里，棉花可以在国内消费，也可以运往非洲购买奴隶送到新世界刚刚开始扎根的种植园中去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棉纺织品涉及一个跨越三大洲的贸易系统；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意义重大的旅行的结果是互相补充的。欧洲的消费者和非洲的贸易商渴求着这些美丽的轧光印花布、细平布和纯色棉布，也喜欢那些由南亚的家庭和工匠纺织的更简单实用的普通棉布。

因此，棉纺织品在欧洲人扩张进入亚洲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早在17世纪初，欧洲的贸易商和商人就在孟加拉的达卡港的贸易中扮演重要地位了，达卡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棉纺织品的来源了。至早在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就已经进口了约5万件棉纺织品到英国去。40年后，这个数字涨了五倍。事实上，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到1766年，棉纺织品占公司全部出口货物的75。根据不喜欢进口商品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说法，棉纺织品“悄悄潜入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衣橱和寝室中，化为我们的窗帘、坐垫、椅子，最终连床铺本身都是纯色棉布或某种印度货”。4

全副武装的欧洲商人成功地参与到了印度棉纺织品的跨洋贸易中。然而，在印度国内，欧洲人的实力有限。基本上，欧洲商人的力量仅及港口城市的郊区，或者只限于这些士兵商人沿着海岸建造的据点的围墙内。为了确保能获得数额巨大的印度纺织品以供出口，欧洲商人依靠当地的贸易商——巴尼亚人（banias ）2 。巴尼亚人保证了欧洲商人与内陆种植、纺纱、织造这些越来越珍贵的商品的农民和织工的重要联系。欧洲人沿着印度海岸，在马德拉斯、苏拉特、达卡、卡西姆巴扎尔、卡利卡特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仓库——又被称为库房（factories）。在这些库房里欧洲商人的代理人们向巴尼亚人订购棉布，然后收取待装船的货物。数百卷皮封簿册记录了每一笔交易，许多簿册留存至今。5

达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库房详细记录了1676年的棉布买卖的机制，证明了东印度公司对当地贸易商的依赖。在距离贸易船抵达的8至10个月之前，英国商人与巴尼亚人签订棉布供应的分包协定，明确规定棉纺织品的质量、式样、价格和交货日期。非洲和欧洲的消费者需要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商品。巴尼亚人随后向各种中间商预付定金，继而中间商在村庄之间辗转，与个体织工签订协议并为成品布料预付定金。6 最终，织物又按照相同的链条回到英国在达卡的库房，商人在那里对其划分等级并准备装运。

在这个生产系统中，织工自己控制工作的节奏和工作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工具，就跟几个世纪以来的一样，甚至还保留把产品卖给他们愿意卖给的人的权利。随着欧洲需求的增长，织工能够增加产量并提高价格，这显然对他们有利。实际上，到达古吉拉特巴鲁奇镇的欧洲贸易商，如同在奥里萨邦和达卡一样，为当地区域性的棉花产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尽管织工依然贫穷，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欧洲人对其布料的竞争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本地巴尼亚人甚至还有印度统治者也都获得了好处——统治者迅速地建立起了针对棉纺织品生产和出口的赋税制度。7 尽管欧洲商人在印度的势力相当大，但还不足以左右一切：英国商人抱怨这一机制常常被打乱，“在达卡，阿拉伯商人和莫卧儿商人每年都运走大批量的棉纺织品，沿着陆路运到远至土耳其人领域的地方”。此外，来自织工和当地巴尼亚人的“竞争、麻烦及指控”也都经常打乱这一机制。8

依靠着当地贸易商和本地资本，“库房”这一机制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晚至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从孟买的两个商人佩斯东吉·杰姆沙特吉（pestonjee jeee）那里购买价值超过100万卢比的棉布成品。而苏拉特的巴尼亚人达达波·蒙纳克吉（dadabo onackjee）与孟买城市北部的织工订立协议，为英国人供货。实际上，起初，葡萄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的贸易商仅仅是这个古老而活跃市场的最新到达者，和成百上千来自整个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商一起竞争。在达卡，直到18世纪，欧洲贸易商的棉布交易量也只占所有棉布贸易的三分之一。而且欧洲在印度的贸易能力仍然仰仗南亚的银行家和商人，依赖后者为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提供资金。9

但是，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逐渐将那些古老的传统贸易网络边缘化，用武力将那些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许多跨大陆贸易的市场中排挤出去。167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仍然记录到中东商人“转运的纯色棉布是英国和荷兰人的五倍”，但是，随着更大、更快和更可靠船只的运用，特别是更具破坏力的火药武器的使用，“印度－黎凡特作为世界交易主要通道的古老模式发生了彻底的结构性转变”，一位历史学家总结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与东非进行贸易的古吉拉特商人也开始面临欧洲人的竞争。随着欧洲商人在印度变得越来越常见，他们也在东非市场站稳了脚跟。因此，欧洲人在印度洋两岸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随着18世纪苏拉特的衰落和英国人统治下的孟买的崛起，印度西部的商人更加依赖英国人的力量。10

欧洲商人以及他们支持的印度土邦的影响日增，这最终反过来又对欧洲本身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更多的印度棉布达到欧洲，新的市场和时尚应运而生。精美的轧光印花布和细平布吸引了欧洲正在崛起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足够的钱，并希望通过穿着这些棉纺织品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更为流行，替代这些进口产品的愿望成了推动英国的棉花生产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最终引起了棉织产业革命性的变化。11

此外，欧洲商人对亚洲贸易的支配与在美洲的扩张同步进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列强在美洲强占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他们还劫掠了这片大陆上可搬走的财富：黄金和白银。事实上，他们最初就是靠着这些偷来的贵金属在印度购买棉纺织品的。

然而，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没有掠夺到足够的金银，于是他们发明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径：开辟种植园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特别是甘蔗，不过也有水稻、烟草和靛蓝。这些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欧洲人运输非洲人到美洲去，起初是数以千计，后来数以百万计。欧洲商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系列驻防贸易站，例如今天塞内加尔的戈雷、加纳的埃尔米纳、贝宁的维达。欧洲商人付钱给非洲统治者去捕获劳动力，以印度织工的产品去交换。15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起初，大部分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商贩卖的，17世纪后，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其他的贸易商也加入其中。仅仅在18世纪，他们就从非洲贩运了超过500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非洲大陆的中西部的贝宁湾、黄金海岸和比夫拉湾。12 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海岸几乎每天都有贩运过来的奴隶抵达。

由于非洲的统治者和商人也经常要求用棉布换取奴隶，奴隶贸易增加了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虽然人们常常以为奴隶贸易仅仅是用枪支和便宜货来换取奴隶，但更经常地用来换取奴隶的是一种更为普通的商品：棉纺织品。一项关于英国商人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iles）自1772年至1780年从黄金海岸换来2218名奴隶的1308项交易的研究显示，纺织品占所有交易物品价值的一半以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葡萄牙人从罗安达贩卖人口时也有类似的情况：纺织品占进口商品总额的近60。13

非洲消费者以其挑剔和多变的口味而著称，这让欧洲商人大为惊愕。实际上，一位欧洲旅行家注意到，非洲的消费品位“最为多样、最为变化无常”，“很少有两个村庄有相同的消费品位”。1731年从法国港口出发的奴隶船“勤奋号”装载着精心分类的各式各样的印度织物，以迎合几内亚海岸不同地区的需求。以相同的方式，理查德·迈尔斯向英国供货商提出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在黄金海岸需要的是哪些颜色和类型的纺织品，甚至去找哪些具体的制造商。迈尔斯在一封1779年寄往英国的信中写道，“克肖先生的［货物］与［尼普的］没法比，至少他的这些货，这里的黑人贸易商根本看不上眼，而他们才是要取悦的人。”14

欧洲人的棉纺织品贸易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在此前四千年的棉花史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跨越全球的网络。此前也不曾有人用印度织工的产品在非洲购买奴隶，然后把奴隶贩运到美洲的种植园去，生产供欧洲消费者享用的农产品。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体系，清晰地表明了资本和国家力量联合在一起所拥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其中最激进的不是那些具体的贸易行为，而是它们所嵌入的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依存：欧洲人创造了一个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模式。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靠武力屈服竞争者，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根据特定区域的社会权力平衡方式相对不同，这一主题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变奏。在亚洲和非洲，欧洲人建立了一系列沿海飞地，主导了跨洋贸易，但初期欧洲人没有卷入种植和生产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洲，当地的原住民被剥夺财产、驱逐或杀害。欧洲人通过从事大规模种植园农业，改造了世界的面貌。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这些要素往往还伴随着这个新世界的另一个特征：国家支持商人和定居者的冒险活动，但对遥远土地上的地区和人民只有微弱的主权。相反，私人资本家常常以特许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对土地和人民主张主权，并且与当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全副武装四处劫掠的资本家成为欧洲人主宰的新世界的标志，他们的坚船利炮、士兵商人、武装私人民兵以及殖民者到处掠夺土地和劳动力，赶走竞争者。私有化武力是他们的核心能力之一。虽然欧洲国家设想、鼓励并促使建立一系列地域广大的殖民帝国，但国家自身的实力尚弱且势单力薄，这就给予私人以空间和余地来创造新的贸易和生产模式。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财产权不受保障，只有一波一波的劳力和土地的掠夺浪潮，这恰恰见证了资本主义非自由的起源。

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欧洲人将数百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这使得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从而加强了欧洲与印度的联系。这一贸易还使得欧洲商人在非洲更积极地扩张。这一贸易也使得在美洲获得的大片领土具有经济价值成为可能，从而使欧洲克服了自己的资源局限。尽管这一多面的系统表现出多样性，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是它与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与19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因此，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战争资本主义”。

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的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与之相反，“外”则受到帝国支配，丧失大量土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而遥远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在这些帝国属地中，“内”的法则并不适用。在这里，领主超越了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些私人行动者通过大胆的暴力强制行为重塑了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些领土“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但它们是通过一个社会白板（cial tabu rasa）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社会白板为战争资本主义“内”部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15

“战争资本主义”具备前所未有的变革潜力。战争资本主义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世界的基础，它引发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促成了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深远的转变：多中心的世界逐渐变为单一中心的世界。很久以来横跨多个大陆、贯穿众多网络的力量逐渐通过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所支配的单一节点，越来越集中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棉花处于中心地位，而棉花生产和分配的形形色色的诸多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地位，沦为这个新的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帝国的一部分。

就欧洲自身而言，全球性的经济空间重组对整个大陆都产生了影响。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大西洋”列强取代了威尼斯及其意大利北部腹地等昔日的经济强国。随着大西洋贸易取代了地中海贸易，加之新世界成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地，与大西洋有联系的城市在棉纺织品生产中的重要性也上升了。事实上，早在16世纪，欧洲棉花生产的扩大就依靠它与整个大西洋世界快速扩张的市场——从非洲的棉布市场到美洲新兴的原棉市场——的联系。在布鲁日（自1513年）和莱顿（自1574年）等佛兰德斯城市中，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而安特卫普开始在原棉贸易和海外扩张中获得巨大的新市场。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制造商在16世纪末也开始投资棉纺织业。16

在这诸多震撼世界的地缘变迁中，从长远看来，最重要的是棉纺织业进入英国。早在1600年，佛兰德斯宗教难民就开始在英国的市镇中纺织棉布。关于棉花产业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601年：“当时一位名叫乔治·阿尔努（e arnould）的博尔顿粗斜纹布纺织工出现在地方法庭的记录中。”棉花产业逐渐成长，到1620年，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已经向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以及德意志地区出口商品。棉纺织业尤其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繁荣起来，这里没有行会制度的控制，而且靠近重要的奴隶贩卖港口利物浦，这对同时为非洲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提供产品的生产者至关重要。17

缓慢出现的英国棉纺织业从此前生产亚麻和羊毛制品的历史吸收了经验。和在欧洲大陆一样，棉纺织品起初是在农村生产的。商人，其中许多是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将原棉预付给农民，农民再利用家庭劳动季节性地从事纺纱和织布工作，完成工作后把成品归还给商人，由商人卖出产品。随着棉布需求的爆炸式的增长，纺纱和织布对小农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其中一些农民最终放弃了传统的作物，转而完全依靠棉纺生产谋生。一些组织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商人转变为大型实业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他们开始给更多的纺纱工和织工提供更多的资金，扩大了生产，鼓励“延伸”式生产——从地理上延伸到更大区域的农村地区。这是典型的外包制，与亚洲几个世纪前进行的或英国毛纺织业的制度非常类似。农村更加工业化，农村的居民越来越依靠为远方的商人从事外包工作。18

与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不同，正在成长的英国棉纺织工人没有独立获得原料的渠道，也没有独立进入市场的方式。他们完全依附于商人——事实上，与印度同行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独立性和议价能力。19 因此，英国的外包商比印度的巴尼亚人有更大的权力。英国棉花从业者是正在崛起的全球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海军逐渐控制了世界的各大洋，他们在美洲和亚洲——印度是其中最重要的——迅速攫取土地，他们的奴隶主创造了一个种植园体系，这个体系在各种意义上都依赖数千英里之外的遥远的兰开夏郡内地以及孟加拉平原上的纺纱工和织工的生产能力。

尽管有这些开端，它们的重要性也只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才得以彰显。在整个17和18世纪，欧洲的棉纺织工业并不特别突出。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棉纺织业几乎停滞不前”。即使在1697年之后，棉纺织业的发展仍然缓慢，例如，纺织业用了67年才将加工成棉纱棉布的原棉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387万磅。这是当时一整年的棉花消费量。相比之下，到1858年，美国平均一天的棉花出口额就达到这个数量。法国的情况也类似，而英法之外的欧洲，棉花需求量甚至更少。20

欧洲棉纺织业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是获得原材料较为困难。由于棉花不在欧洲本地生长，产业所必需的原料不得不从遥远的地方运来。新机器的发明在1780年使得棉纺织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此之前，17和18世纪的欧洲制造商对原棉的需求不大，而且主要是通过现有的多样化的渠道来满足的，在这些渠道中，棉花只是诸多贸易商品的一类。1753年，有26艘从牙买加出发抵达利物浦的船载有棉花，其中24艘船运载的棉花不足50包。21 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港口或地区专门从事棉花出口。

我们已经看到，自12世纪以来，欧洲棉花进口最重要的来源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西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地区。在整个17世纪，来自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的棉花继续支配当地市场，和丝绸和马海毛纱等其他东方货物一起来到伦敦和马赛。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在18世纪缓慢扩张，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棉花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到了1700年至1745年之间英国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马赛的进口量也类似。22

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也少量地进入了欧洲。例如，在17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了伦敦。类似地，在18世纪20年代，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pany）公告说：“1723年9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在位于利德贺街上的仓库里，以蜡烛拍卖的方式……销售来自冈比亚的棉花。”一年后，他们又发布公告说销售“来自维达（whyday）3 ……成桶的优质丝棉”，此后的一年则是“成包的几内亚棉”。但是，与象牙这样更重要的商品比起来，棉花如此小的销售量就显得相形见绌了。23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棉花有了一个新的来源：西印度群岛。尽管与甘蔗相比，棉花在这些岛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一些规模较小的农场主不像制糖大亨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于是开始种植这种被称为“白色黄金”的农作物。直到1760年，法属诸岛上棉花（被称作“小白作物”［petits bncs ］）产量一直相当稳定。然而对英国和法国的棉纺织业来说，即使这一小部分西印度棉花也已经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生产模式指向了未来。24

1770年之前，欧洲商人已经通过完善的贸易网络从不同地区里获取了这种珍贵的作物。除西印度群岛之外，欧洲商人的影响力还没有超出各个港口城市；他们既无力影响内地棉花的种植，也没有意愿去预付资金扩大棉花种植。棉花流向欧洲商人，是因为他们愿意支付那里的价格，但他们对棉花是如何种植的毫无影响力。此时，在这个全球的原棉关系网络中，当地的种植者和本地的商人仍然是影响力巨大的角色。特别是因为他们既没有专门从事出口棉花生产，也没有专门为欧洲北部的市场出口棉花。25

1702—1780年英国棉花进口量，按来源分列，以百万磅计，为五年的平均值。

随着小部分原棉进入欧洲，以满足不断扩张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微不足道的欧洲棉花产业，欧洲、非洲以及美洲奴隶种植园对棉布的需求却增长了。但是欧洲的产量不足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的贸易商，以同样狂热的精力，试图以更有利的条件，从印度进口更多的棉纺织品。1614年，英国商人出口了12,500件未裁剪的棉布，而到1699年至1701年，数量飙升到每年877,789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国出口的棉布数量增加到了七十倍。26

为了以有利的价格获得大批量印度棉布，欧洲各个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开始更积极地卷入印度棉布生产过程。几十年来，这些获得特许的欧洲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一直在抱怨说，印度织工有能力将商品卖给竞争对手公司、竞争的印度巴尼亚人、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商，甚至是独立于这些公司之外的欧洲私人商人，以制造竞争，抬高价格。如果欧洲人能强迫这些织工仅仅单独为他们的公司工作，就有增加利益的可能性。垄断市场成了压低织工收入和推高特定商品售价的方法。27

欧洲商人能够以满意的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品质与数量的棉布，这是因为他们受益于欧洲国家对越来越广的印度领土的政治控制。他们不再仅仅是贸易者，而是逐渐地变成了统治者。例如，在18世纪30年代，达卡的厂房驻守着一批保护公司利益的军事武装人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是一伙商人，1765年却成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把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了南亚的其他地区。到18世纪末，领土扩张的梦想进一步增强了；由于英国商人越来越多地投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原棉贸易，他们希望将印度西部的产棉地区整合进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中。国家特许的公司对遥远土地提出的私人政治权力主张，是对经济权力这一概念革命性的重新定义。国家与私人企业主共享对土地和民众的主权。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