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鸡头：“猫咪”萨克森（1/1）
萨克森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他是“恶土”上的第一号“猫咪”，是一个俄罗斯鸡头 [23] ，在下九流中也是最低贱的人。鸡头是一类特殊的罪犯。走上这条路很少是因为陷入绝境，也不需要鼓起任何勇气。鸡头是天生的，绝非后天造就的：一个男人要么是鸡头，要么不是；他要么靠强迫女人出卖肉体为生，要么以此为耻。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鸡头为她找来的顾客，那确实很糟，但她必须接客。如果一个女人因病重而无法工作，好吧，这也挺糟，但扇几个耳光，踢打几下，她很快就能回去工作了。如果这样也不管用，那么鸡头将保证她马上就会睡在大街上。
“猫咪”萨克森之所以能够逼迫他的女孩们持续工作且不敢尝试离开他，是因为他使用了毒品针剂和药片。没人喜欢他，妓女们不，鸨母们不，顾客们也不，因为他甚至会恐吓顾客。他的毒品供货商之所以能忍受他，是因为他会进很多货，然后转手卖给他手下的妓女和顾客。当一个女孩陷入绝望时，萨克森会在那儿等她求助——带着顾客和毒品，笑出一口残缺的牙。
他是谁呢？没人能确定。即使有人知道他姓什么，也没人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萨克森的朋友不多。他很可能是个住在伏尔加河畔的日耳曼人，一个远祖为德国人的俄罗斯人。他可能来自萨拉托夫（saratov）。有人说他在那里跟警察有点麻烦事，也许跟拉皮条有关。无论他的背景是什么，大家都看不起他。
萨克森很早就参军离开了那个城镇，因为在俄国的监狱中，“猫咪”不会有好果子吃。他似乎是一战老兵，曾被征召入沙皇军队。但传说他叛逃了，逃离了俄国和前线，向东前往中国。当他到达“恶土”时，他已在犯罪的深渊里泥足深陷，据说他在中俄两国都有长长的犯罪记录。但也有可能他夸大了自己的恶名，以便吓住那些打算给他的妓女和顾客找麻烦的凶恶之徒。
布拉娜·沙日科和罗茜·吉尔伯特在船板胡同开创事业时，她们需要一个保护人。她们发现萨克森正等在那儿准备施以援手。这两个女人知道他是何许人物，但她们急需他的服务，因为在“恶土”，单干可不是个好选择。至少他不是“王八”：他只不过靠手下女孩的皮肉钱生存，并不玩弄她们的感情。在“恶土”的社会等级划分中，“猫咪”多少是高于“王八”的。对于萨克森来说，整件事就是在商言商，十分简单：他为女孩们找来顾客，保护她们，把毒品卖给她们或是其他任何人。
萨克森乐于看到他的妓女吸毒上瘾。毒品使她们忠心耿耿，每晚能在屋里或露天之地接客多达十几人。毒品使她们感觉不到寒冷或疼痛，只要能再次体验到登仙之感，她们什么都可以做。他本人也不可避免地成了瘾君子。他又瘦又邋遢，神经系统有问题，指甲经常啃到露出嫩肉。他的牙齿因为经常抽一种肮脏细长的手卷雪茄帕皮罗西（papirosy ，这种雪茄里面裹的是廉价烟草）而烂掉了。他口气难闻，衣衫褴褛，几乎从不吃饭。
然而，萨克森的门路很广，落脚处所在的位置也不错。他在船板胡同29号有几间房，正在布拉娜妓院的隔壁。所以，他熟识所有的妓女，在这一带卖起海洛因和避孕药来也很容易。他的生意遍布酒吧和卡巴莱歌舞厅内外，他可以为“恶土”里任何一间廉价小旅馆或出租房直接送货上门。当他手下的女孩们想找个地方嗨一把时，就会去他那儿待着。他的大部分生意是在胡同对面通宵营业的福生餐馆做成的。他只从美国人乔·科瑙夫那里进货。科瑙夫在一栋由他自己控制的廉价公寓里交易，但从不亲自公开贩货。
几乎没人见过萨克森在光天化日下现身——只有在夜幕降临前，“猫咪”才会出动。他的世界很小，由他的廉价公寓、福生餐馆、船板胡同和后沟胡同的几家夜总会，以及科瑙夫在“恶土”东部边缘的领地构成。没人记得自己在“恶土”之外见过他，尽管他确实曾送手下的女孩去给使馆区举办的聚会助兴；有时，乔·科瑙夫会为他介绍好买卖，即为“绅士们的周末”供应妓女。科瑙夫的同伙在西山上租了一间寺庙，这类活动就在那里举行。他们出手很大方，还会专门雇一辆汽车接送姑娘们。萨克森本来还想在那里贩卖毒品；然而，因为那些人是科瑙夫的同伙，所以那里可算是科瑙夫的地盘。除非你想找碴，否则别在科瑙夫的地盘上越界。
有时住在使馆区的单身汉会屈尊来“恶土”举办告别单身的派对，萨克森也会把妓女们派过去。当驻军因轮岗而要离开北平时，他们会举办晚会，萨克森的女孩也是这种场合中的常客。然而，到1937年底时，外国侨民或是离开，或是破产，生意开始难做。日军于当年7月占领北平，然后便开始加快实施既定战略：使这座城市于毒品中沉沦，从而削弱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数量多到前所未有的毒品被船运至北平，然后被大量出售，所有的限制都被取消了。毒品因市场饱和而价格暴跌，瘾君子随处可见。日军安然坐视自己的计划生效。高级鸦片从伊朗被进口至此；火车把海洛因和吗啡从朝鲜的工厂经由东北的日占区运到北平。
在北平被占领后的六个月内，在日军的授权下，这座城市里新开了一百家药房、三百家“有执照的”鸦片窟，它们以折扣价销售伊朗鸦片。实际上，东京在“补贴”中国人的毒瘾。北平警方在日军占领前曾尝试打击毒品：他们逮捕吸毒者和毒贩，关闭鸦片窟，使毒品价格于1937年初飙升。但一年后，毒品开始泛滥，其价格开始急转直下。到1938年底时，廉价毒品供货充足，瘾君子随处可见，以至于北平的当铺主动以毒品而非金钱换取顾客的当物，且当铺老板还会在现场提供注射器。
在日军占领北平两年后的1939年，萨克森几乎沦为赤贫。除了跟“恶土”里日渐减少的一小撮外侨做点生意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与此同时，毒品价格仍在下跌。现在，即使是乔·科瑙夫也得找日本人进货了。日军严禁其他货源，这也是造成毒品价格崩溃的原因之一。萨克森手下只剩两个女孩为他在大街上揽客，她们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和酒瘾，状态越来越不稳定。
“恶土”里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日本人除外。如果近距离观察那些皮条客、毒贩、卖色情卡片的人和“猫咪”，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西装已穿旧了，肘部的布料被磨得很薄，领子油腻，袖口磨损。瘾君子们骨瘦如柴，苍白的脸上带着淡淡的黄色；年轻或年老的妓女们脸上糊着廉价化妆品，下面的肌肤干到皲裂了。夜间的“恶土”玩弄了人们的视觉——上了年纪的女人或是正在生病的年轻女性在昏暗的鱼皮灯光或烛光下时，其肉体上最糟糕的缺陷都会被阴影掩藏；然而，在明亮的阳光下，一切把戏都将无所遁形。“恶土”和它的居民似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萨克森在事态严峻时打包走人了，就像当初在萨拉托夫和在前线时那样，连在船板胡同的租金都没来得及付清。他在福生餐馆中常坐的那张餐桌空落落地立在那儿；他手下仅剩的两个女孩也因被他抛弃而只好自谋生路。他去了哪里？他后来怎么样了？没人知道。也许和“恶土”的许多其他流亡者一样，他去了上海，随后被那里的战争、混乱和贫穷压垮了，决定了结一切。于是和许多人一样，他在法租界的一间公寓里割腕自尽。另一种可能是，他吸毒过量，死在了虹口“壕沟”的一间钉棚 [24] 里。
也许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蹒跚前行，最后到达了一家收容瘾君子的精神病院或某个为贫困白人开办的慈善疗养院。也许在战争快结束时，他找到了一处联合国难民营，成为千百万没有身份证明的难民中的一员，最终变成了战争的遗留问题之一。也许他搞到了新的身份、一张新的护照、一种新的生活。也许……但这些都只是猜想罢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他也消失了。萨克森被历史的洪流吞噬，成为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的又一个赘疣——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土地上不会再有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