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1)
2017年1月20日,我和贝拉克最后一次走出白宫,陪同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参加总统就职仪式。那天,我百感交集—疲惫而又骄傲,心烦意乱而又充满期待。然而,大多数时间,我都尽力让自己更加专注地面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的摄像机正对着我们,实时播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和贝拉克已经决定要带着优雅和尊严来完成我们的角色转变,虽然我们在白宫的八年生活已经走到尽头,但我们依旧初心不改,我们的理想、我们内心的平静一如既往。那一刻,我们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
那天早上,贝拉克去了一趟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给他的继任者留了一份手写的便条。随后,我们来到国务层,在那里跟白宫的永久职工—男管家、接待员、厨师、女管家、花匠以及其他一些人— 一一道别,这些人曾经用真诚的友谊和专业的服务照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虽然我们在当天下午就要搬离白宫,但他们依然同往常一样,不失平日里的所有礼节。道别总是令人难过,对于玛利亚和萨沙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对于她们来说,自从出生以来有一半儿的时间,几乎每天都会和这些人见面。我跟他们每一个人拥抱,当他们送给我们两面美国国旗作为分别礼物的时候,我强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这两面旗帜分别是贝拉克就任美国总统第一天以及在任最后一天白宫上空飘扬的美国国旗,象征着我们在白宫生活的开始与结束。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坐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参加总统就职仪式了,我尽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前两次贝拉克就职总统仪式上所呈现的充满活力的多样性在此次就职仪式上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沮丧的单一性,眼前是一幅白人和男性占据绝对优势的画面,其实,这样的场景我已遇见过多次—尤其是在那些特权云集的空间,那些各式各样的权力圈,更是如此。自从我告别童年,离开儿时在芝加哥南城的家,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他们的行列之中。多年来,我所从事的专业工作—从为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招募新员工到为白宫招募新职员—告诉我,单一性只会催生更大程度上的单一性,除非你能下定决心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
那天早上,看着台上就座的大约三百位来宾—他们都是新一任美国总统所邀请的尊贵嘉宾—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新一任白宫主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改变的。当初,如果贝拉克也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的政府中一定会有人说,这种阵容的“视觉效果”不好—既不能反映出总统身边的真实现状,也不能反映出总统的执政理想。但是,对于现任总统,也许这就是他身边的真实现状,这就是他的执政理想。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调整了自己的“视觉效果”,我不想再赔笑脸,甚至连假装都不想。
交接仪式开始了,新的篇章开启。新当选的总统用左手按着《圣经》,重复完简短的誓言后,正式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卸任总统的家具从白宫中搬了出去,新任总统的家具又搬了进来;原先的衣橱刚被腾空,又马上有新的衣物放进去。没错,白宫就是这样,不断上演着新人换旧人的剧情,并总是迎来不同性情的主人,他们带着不同的梦想。当你的任期走到尽头,当最后一天你离开白宫的时候,你也同时开启了新的人生,开启了更多重新发现自己、实现自我的机会。
现在,我也迎来了人生新的、新的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作为一名从政者的妻子,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一身轻松,无须履行任何义务,无须背负他人的任何期望。我的两个女儿都即将长大成人,她们对我的依赖相比过去也少了许多;我的丈夫再也不用肩负治理整个国家的重任。而我所肩负的责任—对萨沙和玛利亚的、对贝拉克的、对我的事业的、对整个美国的—都已开始转移,这也让我得以从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来审视未来。从此,我将拥有更多的时间反思过去,做真正的自己。虽然如今我已五十四岁,但我仍在追求进步,我希望未来的我能够一如既往,永不停歇。
对我来说,“成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到达某个位置或者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相反,我认为“成为”应该是一种前进的状态,一种进化的方式,一种不断朝着更完美的自我奋斗的途径,这条道路没有终点。我成为一位母亲,但是在为孩子们付出的同时,我一样可以从她们身上学习到很多;我成为一名妻子,但是,对于如何去爱一个人,对于与另一个人携手生活,我仍在适应,有时也会遭遇挫折。从一些标准来衡量,我已经成为一名拥有权力的女性,但仍然有很多时候,我感觉没有安全感,感觉自己被忽视。
“成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实现。“成为”既需要耐心,也需要艰苦付出,二者同等重要。“成为”是永不放弃要继续成长的想法。
鉴于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将来是否有意竞选公职,在此,我可以非常坦诚地做出回答:我从没有打算去竞选公职,从来没有。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即便过去的十年,我一直生活在政治旋涡的最中心,但那也丝毫没有改变我的人生追求。面对政治中那些肮脏的东西—红蓝两党常年对立、争执不休,一旦身处政治旋涡当中,你必须选择一边站队,予以坚决支持,并完全无视另一方的任何观点,绝不妥协,甚至有时候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丢在一边。我当然相信,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政治斗争也是催生积极变革的一种手段,但是我的确不喜欢这种方式。
这并不是说,我不发自内心地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自从贝拉克卸任之后,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让我反胃的新闻报道,我也常常因为对这些报道事件感到愤怒而夜不能寐。这位继任总统的所作所为以及政治议程导致许多美国人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彼此怀疑、彼此惧怕。看着贝拉克曾经小心谨慎建立起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政策都被这位继任总统一一推翻,我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盟友逐渐疏远,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失去了保护,人性被剥夺,这一切对我来说,太难以接受。有时候我甚至想知道,他们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允许自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每当我感到极度焦虑不安的时候,我都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提醒自己去想想自己人生当中见到过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与正直,以及许多已经被克服的困难。同时,我也会提醒自己,这都不算什么,毕竟那么多的困难都被克服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坦然面对,我们共同努力,为推动美国的民主进步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同时,我们也一定要谨记每一位选民所具有的力量。于是,我要求自己一如既往地保持一种品质—它更为高尚,也比任何的选举、任何的领导或者新闻报道都更强大而有力—乐观主义。对我来说,保持乐观就是一种信仰,它是专门应对恐惧的良药。在我小的时候,在芝加哥欧几里得大道的小公寓里,曾经弥漫着乐观的精神:我曾经在我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乐观精神,他虽然疾病缠身,却永远四处活动,就好像那随时可能带走他生命的疾病压根儿不存在一样;我在我母亲的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乐观精神,她一直都对我们所生活的社区抱有固执的信仰,即便她的很多邻居都因为恐惧而先后搬离,她依然决定留下来;我在贝拉克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乐观精神,当年,他第一次走进我在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时,咧嘴而笑,看上去乐观而又充满希望,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
后来,也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帮助我克服了内心的种种疑虑和脆弱,让我坚信:即使我们一家人作为公众人物生活在公众舆论和聚光灯之下,我们也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幸福快乐。
现在,乐观主义精神又一次帮助了我。当我还是第一夫人的时候,我经常能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乐观主义精神: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那名伤员曾在自己的病房门口贴上便条,拒绝他人的同情并提醒每一个前来探访的人,他不仅坚强不屈,而且心怀希望,这是乐观主义精神;克利欧佩特拉·考利-彭德尔顿曾在帮派枪击事件中不幸失去女儿,但她化悲痛为力量,致力于推动控枪措施出台,这是乐观主义精神;在芝加哥南部英格伍德社区的威廉·哈珀高中,那位名叫克丽丝·史密斯的社会工作者每次在楼道里遇到学生们,都会大声表达她对他们的喜爱和欣赏,这也是乐观主义精神。此外,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也总能看到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每天从睡梦中醒来,相信所有事物都有着善良的本质,孩子们从不愤世嫉俗,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一切。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始终保持坚强,不断努力去创造一个更为公平、更加人道的世界。面对孩子们,我们不仅要坚强,还要充满希望,我们要认识到,不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需要不断地成长。
现在,在华盛顿的美国国立肖像馆里,悬挂着我和贝拉克的官方肖像,这又让我们倍感压力。我猜想,任何见证过我们童年生活、我们成长环境的人,应该没有谁预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肖像会在那里出现,供人瞻仰。说实话,我们俩的肖像都非常可爱,但我认为它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供年轻人瞻仰,引发他们思考—我们的面孔能够帮助他们打破这样一种观念:想要被载入历史,你的肤色至关重要。那么现在,既然我们做到了,一定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也可以做到。
我是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但是我发现,我的人生之路却充满不平凡。通过这本书,我向大家分享了我的人生故事,我希望此举能够为其他想要分享故事的人、想要表达声音的人开辟空间,为那些和我一样心怀理想的人拓宽路径,为所有人指出希望和可能。一路走来,我是非常幸运的,我有幸走入石砌的古堡面对女王,步入城区教室与师生交流,坐在爱荷华州的小厨房里跟选民聊天—我努力做我自己,努力与别人建立联系。我一直铭记人生道路上每一扇为我打开的门,并尽自己所能以同样的方式回馈后来者。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让我们鼓励身边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加入进来,只有这样,生活中的恐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做出错误设想的可能性才会越来越小;让我们摒弃生活中那些将我们隔离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这样一来,或许我们就能更好地欣赏彼此的共同点。我们不要求尽善尽美,也不管你最终究竟能走到哪里,我们只希望终有一天,你能够获得理解,得到倾听,能够拥有属于你自己独特的故事,发出你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同样,如果你能做到主动了解别人、倾听别人,那无疑是一种慈悲。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成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