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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贝拉克和我结婚了。婚礼在位于南城的三一联合基督教堂举行，有三百多位亲友到场。婚礼很盛大，也不得不盛大。我们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婚礼，所以宾客名单短不了。我和这里的渊源太深。我不只有堂（表）兄弟姐妹，还有堂（表）兄弟姐妹的堂（表）兄弟姐妹，他们又有孩子，这些人一个都不能落下，正是他们所有人使得婚礼那天更欢乐、更有意义。

我父亲的弟弟妹妹都来了。我母亲那边的亲戚也全部到场。还有我的邻居和老同学，其中有普林斯顿的同学，有惠特尼·扬的同学。史密斯太太协助筹备我们的婚礼，她是我高中副校长的太太，现在依然住在欧几里得大道，离我家不远。住在我家对面的汤姆森夫妇带着他们的爵士乐队，将在接下去的婚宴上演奏。我的伴娘桑蒂塔·杰克逊穿着一件黑色的低胸长裙，看起来热情奔放。我还邀请了盛德的老同事和市政厅的新同事。到场的还有贝拉克事务所的合伙人，以及他做社区组织者时的同事。他在夏威夷读高中时的一帮哥们儿也来了，他们吵吵闹闹，跟他从肯尼亚来的几个亲戚愉快地互动，那几个亲戚戴着颜色鲜艳的东非风格的帽子。让人伤心的是，贝拉克的外祖父在前一年冬天因为癌症去世。但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赶到了芝加哥，欧玛和玛雅—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也远渡重洋从其他大陆赶来，所有人聚在一起，为贝拉克和我送上祝福。这是我们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感觉令人愉快。

我们被爱包围着—奥巴马家的人风格各异、十分多元，而来自南城的罗宾逊一家都是扎根本地的人，现在两家人明显地交织在一起，坐在教堂里一排一排的长椅上。克雷格陪着我走红地毯，那时我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我们走到前面时，我和母亲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她坐在第一排，穿着我们一起挑选的一件带亮片的黑白拖地长裙，看起来雍容华贵。她的下巴高抬着，眼神里满是骄傲。我们的心依然每天在为失去父亲而疼痛，但就像他希望的那样，我们在继续生活。

贝拉克那天早晨醒来有点感冒，头痛得厉害，但到了教堂后，他的头奇迹般地不痛了。他站在圣坛旁边，微笑着看向我，眼神明亮。他身上穿着一件租来的燕尾服，脚上是一双锃亮的新鞋。相较于我，婚姻对他而言要更加神秘，但是在我们订婚后的十四个月里，他对于筹备婚礼可以说是全情投入。我们认真地为这一天挑选所有东西。贝拉克起初说他对婚礼细节不感兴趣，结果最后从花卉布置到婚宴上的开胃饼，他都细心周到地给出了意见，而且态度坚决，这也是预料之中的。我们的婚宴将在仪式结束一小时后，在南岸文化中心举办。我们还挑选了婚礼歌曲，由桑蒂塔在钢琴伴奏下用她令人销魂的嗓音来献唱。

那是史提夫·汪达的一首歌，名为《你和我（我们可以一起征服世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时还是个小女孩，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外祖父送给我一张名为《发音书》的唱片作为礼物，那是我拥有的第一张唱片，我无比珍视。我把它放在外祖父家里，并得到允许，每次去那儿都可以听。他还教我如何打理黑胶唱片，怎么给唱片的凹槽除尘，怎么从转盘上抬起唱针，小心地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播放唱片时，他通常都会回避，让我独自一人享受音乐，这样我就可以不受打扰，用我稚嫩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唱那些曲子，学习唱片能教给我的所有东西。“哦，在我心中，我们可以一起征服世界/我们坠入爱河，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

我当时只有九岁。对于爱情、承诺和征服世界还一无所知。我只是在脑海中模糊地、闪闪烁烁地幻想：爱情是什么样子，有一天谁会走入我的生命，让我感觉无比强烈。会是迈克尔·杰克逊吗？会是小熊队的乔丝·卡德纳尔吗？还是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人？我还没有开始想象他的模样，是的，那个会成为我的那个“你”的人。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了。

三一教堂充满活力，注重精神交流。贝拉克早在做社区组织者时就开始到这里来，后来，我们在城里许多年轻的黑人朋友的引领下（多为职场人士），正式成为它的一员。教堂的牧师是耶利米·莱特，他是一位热心社会正义且极富感染力的传道者，为我们主持婚礼的正是他。他向到场的亲友致欢迎辞后，举起我们的结婚戒指让所有人看。在到场的这些深爱我们的亲友见证下，他动人地讲述缔结婚姻意味着什么，这些人作为一个集合，了解贝拉克的全部、了解我的全部。

我当时就感受到了这场婚礼的力量以及这个仪式的意义，我们站在那里，对未来还一无所知，只是抓着彼此的手，说出了我们的结婚誓词。

不管将来的路怎样，我们都会携手走下去。我之前在全力地为这一天做准备，好像整个过程的优雅得体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明白了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会永远记住的。它给了我任何东西都不曾给过的安全感。我对我们的婚姻充满信心，对面前这个男人充满信心。当众声明这件事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看着贝拉克的脸，我能肯定他也是一样的感觉。我们两人那天都没有哭，我们的声音也没有颤抖，我们只是感到有点头晕目眩。从教堂出发，我们要带着几百位见证人，一起去参加婚宴。我们兴高采烈地吃喝跳舞，直到筋疲力尽。

……………………

我们的蜜月计划是去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进行一次悠闲低调的自驾游，享受美酒、泥浆浴、美食还有睡懒觉。婚礼第二天，我们飞往旧金山，在纳帕待了几天，然后驱车上一号公路前往大苏尔。我们在那里读书，望着蔚蓝的大海发呆，放空自己。整个过程十分美好，虽然贝拉克的感冒又卷土重来且症状不轻；虽然泥浆浴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放松，而是黏糊糊的有点不舒服。

忙碌了一年后，我们已经准备好大干一场。贝拉克起初计划在我们婚礼前几个月完成他的书稿，然后入职新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最后这些计划都暂时搁置了。1992年年初的时候，一个名为“投票项目”的全国性无党派组织的领导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负责该组织在伊利诺伊州的工作—在芝加哥设立一个分部，为11月的大选登记黑人选民。这个组织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致力于在少数族裔投票率一向偏低的州登记新选民。据估计，伊利诺伊州大约有四十万非洲裔美国人具备投票资格而没有登记注册，他们主要集中在芝加哥市区及周边地区。

那份工作的薪水少得可怜，但是符合贝拉克的核心理念。1983年，在芝加哥进行的一个类似的选民登记运动帮助哈罗德·华盛顿成功当选市长。1992年，赌注的风险也很高，结果另一位非洲裔候选人—卡罗尔·莫斯利－布朗在美国参议院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后来，也就是2004年，他还参加了竞争激烈的总统大选）。同时，比尔·克林顿将与乔治·h w 布什（老布什）在大选中展开对决。此时不是少数族裔选民置身事外的时候。

如果只是简单地说贝拉克积极投身于这份工作，那就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要知道，“投票项目”的目标是以一周一万人的惊人速度来登记伊利诺伊州的新选民。这份工作类似于他做基层组织者时的工作：在那年春夏两季，他和他的团队去了无数教堂的地下室，挨家挨户跟没有注册的选民谈话。他和社区领袖保持着紧密联系，无数次地游说富裕的捐赠者出资，帮助制作电台广告并在黑人社区以及公共住宅区散发宣传手册。那个组织的目标坚定而明确，且直接反映了贝拉克内心的想法—投票是会产生影响的。如果你想要变革，就不能在大选日那天待在家里。

晚上，贝拉克回到我们在欧几里得大道的家，经常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烟味儿—他还在背着我抽烟。他看起来很疲惫但并不颓废。他认真地记录着注册的人数，到仲夏时达到平均每周七千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他在制订行动计划—如何将信息传递出去，如何争取更多的选民、找到更多的资助。他似乎把那些挑战视为像魔方一样的智力测验，只要他能把正确的方块以正确的顺序排好，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告诉我，最难说动的人群是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对政府完全没有信心。

而我也完全投身于政府事务。我当时已经跟着瓦莱丽在市长办公室工作了一年，负责几个部门之间的联络工作，包括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直接为民众服务，这让我充满活力，而且感觉十分有趣。曾几何时，我在一间安静的铺着豪华地毯的办公室里写案情摘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窗外的密歇根湖。后来，我在市政厅最高楼层的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工作，每天都有人在喧闹、在大楼里进进出出，一刻不停。

我逐渐了解到，政府事务是错综复杂的、没有尽头的。我不停地往返于和不同部门领导的会议之间，和各处长的下属职员一起工作，有时还被派到芝加哥周边各社区，跟进市长收到的投诉意见。我曾经去视察过一些需要被挪走的倒下的树，和忧心交通状况、垃圾收集状况的社区牧师交谈，还经常代表市长办公室参加社区宴会。有一次，我还在北城一个老年人野餐会上劝架。这些都不是一个公司法律师该干的事，但也因此让我觉得很有吸引力。我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着芝加哥。

同时，我也在学习另外一些有用的东西，在苏珊·谢尔和瓦莱丽·贾勒特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可以学到很多。在我看来，她们两个是有着强大自信心且有着浓浓人情味的女人。苏珊主持会议时有一种坚定而从容的优雅。瓦莱丽在一屋子固执己见的男人面前，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经常还会巧妙地让其他人转而支持她的论点。她就像一颗高速运转的彗星，我认定她是一个会有所作为的人。在我婚礼前不久，她升任负责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事务的处长，并邀请我做她的助理处长。和贝拉克蜜月旅行结束后，我就走马上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