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就让压力一点点积聚（1/2）

海明威夫妇似乎格外擅长在底层有嘈杂生意的楼中找住处。这一回，他们把背景音从舞厅中的手风琴和踏步声换成了无休止的呼哧呼哧的锯木声。他们的新公寓位于田园圣母路113号，俯瞰着一家专做门窗框架的锯木厂。锯木厂每天早上7点开工，院子里很快聚满了工人和狗。

想到以后都要生活在这种底层嘈杂的环境中，很多人会感到绝望，但是海明威夫妇却能让他们的生活罩上一片浪漫的氤氲。哈德莉让海明威的母亲安心，说公寓里只有一些“非常轻的嗡嗡声” [1] ，楼下会飘来刚刚切开的木头好闻的味道。但不管说得如何轻松，锯子的嚓嚓声——再加上小邦比的哭声——每每把海明威逼出门去写作。他开始经常光顾蒙帕纳斯大街上的丁香园咖啡馆，并且以强烈的地盘意识保卫自己的领地。海明威每天来到咖啡馆，把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当成办公桌，摆好铅笔、转笔刀和一些法国小学生用的笔记本。

“大理石面的桌子、奶咖的气味、清晨打扫和拖地的气味，还有运气，这就是你所需的全部。”他说。这些东西，再加上一只马栗子和一只已被磨得很旧的兔脚，就是他的幸运符 [2] 。 [3] 一个写作者可以轻易地在丁香园待上好几个小时。“没有人会赶你走，也不会有人过来说：‘如果你要待下去，最好再点一杯咖啡。’”旅居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说，“这不是法国人做事的方式。” [4] 对于一个资源有限、又需要半私人化办公空间的人来说，这堪称天造地设的好地方。

海明威坐在丁香园的门廊里，铅笔在小小的笔记本上沙沙作响，这种时候知趣的友人就会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开玩笑说，自己工作的时候就像一头“盲眼的猪” [5] 。丁香园还没有像多摩和圆亭那样，永远充满了外国来客的喧嚣，这对海明威很有帮助。但不巧的是，那两家咖啡馆和丁香园在同一条大街上，走几步路就能到，海明威偶尔要和那些来客的无礼打搅做斗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打扰是“公共咖啡馆作家”的一种职业风险，但在海明威看来，“瞎咧咧”打断了他的工作，就是挑衅。好事的人就应该“严惩不贷”，任何打断他写出一句精简、富有节奏的话的人，得到的只能是这样的问候：“你这狗娘养的傻瓜，滚回臭狗窝里去，来这里做什么！” [6]

出门就不是去休闲的。海明威从未觉得压力有所减退。如今成了全职作家，他需要尽早靠自己的小说赚钱。和《多伦多星报》的办公室里一样，在巴黎没有人能对海明威的风格无动于衷。马尔科姆·库利回忆，有人觉得海明威的新作品“好极了”，也有人觉得它们“得捏着鼻子看”。 [7] 无论如何，他正在变为奥林匹斯山上的一位小神。他身后有贵人相助，自己也雄心勃勃。

无论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和比尔·伯德为他出书一事在内行人看来有多么喜人，预示着他前途无量，这两本书并没有为海明威的钱袋做出多大贡献。本来就已捉襟见肘，孩子的降生无异于雪上加霜。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书，也没有在美国出版商和书评人中激起什么大的波澜。1924年《在我们的时代》发行时，伯德原计划首印300册，但不知怎么，印刷的时候他搞砸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只有170本可以真正供应销售。（说句公道话，是伯德自己先承认印刷对他而言只是一项业余爱好的。）这意味着海明威两本在印的书加起来只有470册可以流通——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何况海明威对商业成功有着远大的抱负。在美国，几乎都没有评论家意识到这两本书存在过。《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的一位批评家认为，这两本书大抵是借鉴来的作品，稍有一丁点创新之处，但是还不如没有这些创新更好。

“你知道伯顿·拉斯科 [8] 觉得《在我们的时代》受到了谁的文风影响吗？林·拉德纳和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向埃兹拉·庞德抱怨说。这不是人们第一次把他的风格和安德森的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的比较，让海明威十分恼火：毕竟，哪怕是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对安德森的作品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就好像渴望成功的压力还不够大，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了海明威一家人的头上——这一次瞄准了哈德莉规模不大的信托基金。夫妇俩认定之前的信托公司太过保守，决定把钱转交给哈德莉一位朋友的丈夫管理。这位“奇才”不仅把基金管少了一半，还让海明威一家一连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海明威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竭力追查失踪资金的去向，但夫妇俩最终还是不明就里，无法摆脱身无分文的境地。

后来海明威对一个朋友说：“那是我的‘赤贫’时期。”家里甚至没钱给婴儿买牛奶。“我向每一个人借钱，甚至从我的理发师那里借了1000法郎。我还去纠缠陌生人。在巴黎，我去讨每一枚没被攥紧的铜子。” [9] 他开始整天整天地不吃饭。巴黎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种折磨，对喜欢在咖啡馆工作的人尤其如此。海明威后来说，他甚至会偷袭卢森堡公园（xeardens）里的鸽子，逮住了就拿回家炖了吃。

他贫困的消息在城里传开了，有传言说邦比只能睡在梳妆台的抽屉里。 [10] 哈德莉在整座城市里寻找便宜的食物——这是她每日的功课，而鞋底上的洞让这项工作更加折磨人；但换鞋底是他们承担不起的奢侈之举。他们在河边的一家公共浴室洗澡。负罪感让海明威备受煎熬，因为他本可以回去做记者，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是他放不下自己宏大的规划。哈德莉从不抱怨，这让海明威内心更感沉重：“做着自己想做的工作、从中获得满足感的人，却不是那个最受贫穷之苦的人。” [11]

海明威夫妇不接受施舍。比尔·伯德的妻子让她的裁缝给哈德莉做了一件裙子，因为哈德莉的衣服已经开始碎成破布了。哈德莉左右为难地痛哭了一场，但还是没有接受这件新衣。 [12] 她和海明威不愿承认自己是穷人或者低人一等，海明威后来还说，实际上他们感觉自己比那些生活宽裕的作家更高尚，而后者可能会愚蠢地无视生活中更加简单的乐趣。海明威一家和他们相反，从必需的生活中寻找享受，对自己的贫民食品甘之如饴，在夜晚的被窝中，沉醉在对方身体的温热里。

不过，饥饿的感觉仍旧整日折磨着海明威。即使和哈德莉吃过正餐之后，那种感觉还是弥留不散；黑暗里做爱过后，饥饿仍在那里，让海明威夜不能寐。哈德莉安静地睡在他身边，沐浴在月光里。

他的饥饿和食物无关，直到他在写作上取得突破，这种感觉才可能减轻。

除了精品出版社外，文学评论刊物也被巴黎的一些旅居作家青睐。多数这类出版物，用西尔维娅·毕奇的话说，“颇为短命，可叹！但总是很有意思” [13] 。1924年1月，一份新刊物加入了大潮——《大西洋彼岸评论》 [14] ，管理者是英国小说家和文学编辑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从伦敦来到巴黎。

福特和埃兹拉·庞德是老朋友了，他们是“现代主义”旗帜下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庞德帮助福特顺利融入了巴黎的圈子，并一起筹备刊物的发行。“我从来没有读过福特的作品，”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回忆说，“但是我乐意相信埃兹拉·庞德的话，福特是‘我们的人’。” [15] 海明威在前一年的秋天就听说了《大西洋彼岸评论》即将发行的消息，那时他仍然在多伦多惨兮兮地干活。他写信给庞德，提议杂志发表自己写的一篇题为“哦，加拿大”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加拿大“多么像坨屎”）。 [16] 而庞德则请求海明威回到巴黎，在《大西洋彼岸评论》做主编。海明威回到巴黎后，庞德邀请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并把他介绍给了福特。

海明威给福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福特回忆，整场会面中，海明威不断比画着拳击动作。 [17] 庞德向福特介绍说，海明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体作家。福特被打动了，让海明威做了《大西洋彼岸评论》的副总编。

此次合作从一开始就是有名无实的。首先，福特没有向海明威提供报酬，这一安排肯定会引发仇恨。其次，福特虽是很有名望的作家，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几乎注定要遭受海明威的嘲弄。 [18] 因为福特体态圆胖，上嘴唇的边缘垂下两条金色的胡须，所以他常被比作海象。和他拥抱就像“一片吐司被压在了水煮蛋下面”，一位作家如是说。 [19]

这些嘲笑似乎没有让福特的自尊受到伤害。福特就像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那样，把自己看作现代文学运动的导演、年青一代的导师。“他总是宽宏大量，对年轻作家尤其如此。”舍伍德·安德森回忆说。福特也和斯泰因一样，喜欢显耀自己的才华。 [20] 他有种不可救药的自大倾向。“编辑和出版人排着队向他索要工作，”安德森写道，“他早上醒来，会发现求职者在门前支了十几顶帐篷。确实，他们露宿在福特的想象中。” [21]

福特的“想象”确实为“这伙人”提供了绝好的谈资。他很快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说谎者，变得家喻户晓。“福特有种把记忆一笔勾销的禀赋：他记得的事情都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一位旅居者回忆说。 [22] 一般来说，这只是异想天开，无伤大雅。舍伍德·安德森记得，有一次福特邀请他拜访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栋别墅。“他说那栋别墅前面的走廊上能看到大好风光，能看到花园、四周山坡上种植的苹果树……别墅装修华美，由一帮仆人照管。”不过唯一的遗憾是，这栋别墅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也不是福特的地产。同一天晚上，福特还盛情邀请安德森光临了他另外两处虚构的住所，一处在佛罗里达，一处在加利福尼亚。

福特的新任副主编不觉得这些小谎有那么好笑。海明威后来说，福特在钱的问题上撒了谎 [23] ，这对于一个勉强度日的作家来说可不是小事。海明威觉得这种事伤害了他们的关系。不过他也承认，福特的信口雌黄也不总是伤人的——比如有一次福特努力想让海明威相信，他曾在一只美洲豹的陪伴下穿越了荒凉的美国西南部沙漠。

《大西洋彼岸评论》的办公室设在比尔·伯德位于安茹港（ai d&039;anjou）的三山出版社里，占据了其中一间狭小的画廊。福特办公的地方，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只有15米的距离，他和秘书常常会撞到头。海明威很少委屈在这里——空间狭窄倒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福特的口气太难闻。“比任何一种鲸鱼的喷水孔都臭”，海明威抱怨道 [24] ；不去办公室，他就坐在塞纳河的岸边编订9份稿子。福特显然毫不介意，这个新跟班已经开始让他感觉有些不自在了。“他一来办公室就坐在我脚边，开始赞扬我，”福特向格特鲁德·斯泰因回话说，“我紧张。” [25]

但是，他钟爱海明威的作品。“我读了不到6个字，就决然打算发表他交给我的一切。”福特后来写道。 [26] 他果然在1924年4月的《大西洋彼岸评论》中刊出了海明威的短篇新作《印第安人营地》（“dian cap”）。杂志还刊登了《在我们的时代》及《三个故事和十首诗》的书评——由福特的文秘捉刀，赞扬了海明威简洁的文体风格。

如今，海明威有了新的工作，还收获了又一位热情的赞助人兼出版商，储用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 [27] 的话，他已然成了“出入巴黎文学最高殿堂的人物” [28] 。不过，海明威对新领土的征服欲却越发强烈。美国国内的主流出版社仍在拒绝他。后来海明威回忆道：“我终于写出了我向自己许诺过的好作品，但被退回来的稿件每天都会从门上的投信口中被塞进来。”他承认，自己收到退稿信后哭过，他还向福特抱怨过，建立起一个响亮的名声实在太难了。 [29]

“这真是无稽之谈，”福特安慰他说，“你根本没花什么时间就名声鹊起了。” [30]

“没花什么时间”对于海明威来说还是太长了。他知道自己有话说，而且用了和其他人不同的说法，更好、更易懂。如今，他需要的只是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目前为止，他的故事片段和短篇小说虽然精巧，但是没能走入正确的人家。是时候干一票大的了。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回顾当年时，他说。 [31]

他始终知道。毕竟他从前就计划用一本长篇小说放飞他的文学生涯。但是，哈德莉在里昂车站丢失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后，他显然没有费心去重写它，也没有再写一部新的。海明威提醒自己，每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作者都已经写过一部长篇了。这就是他的处境。24岁已经过去大半，自己名下仍然没有什么“主要著作”。

不过，开始写一本真正的书，这种事情确实有些令人胆怯。仅仅几年前，海明威还对哈德莉大谈长篇小说的思路；现在，突然之间，构思小说成了一种折磨。和初到巴黎时相比，写作变得更困难了。他不再依赖天真的幻想推进自己的思维；他的写作风格已经锤炼得非常深思熟虑，费时费力。每天写几段话就已经够难的了，更别提把这些段落串连成一部称得上大作的现代主义小说了。

“我想尽量推迟，直到我情不自禁、忍无可忍时再落笔，”海明威决定，“当我必须要写的时候，它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别的选择。”

换句话说，他只是打算“让压力一点点积聚”。 [32]

福特很快成了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的聚会东道主，不过他的聚会要比斯泰因家的嘈杂得多。西尔维娅·毕奇参加过福特夫妇在一间大工作室中举办的聚会。这是一场盛宴，啤酒和奶酪很有排场地摆了出来，手风琴拉着喧闹的曲子。福特像只海象般拱到毕奇身旁，请她脱掉鞋子，然后拽着她翩翩起舞——不过毕奇觉得，福特“与其说是在跳舞，不如说是在来回地弹跳” [33] 。他也在舞厅中举办过晚间聚会，举办地点包括海明威乐牧安主教路那间穷酸公寓的楼下。

每周四，福特都会在《大西洋彼岸评论》狭小的办公室里开茶会。这些茶会要比他的舞会多一些文人的格调，也引得饥饿的艺术家们纷至沓来。“新人们都饿坏了，大吃松饼、三明治、果仁面包和李子蛋糕，这可能是他们当天吃的唯一一顿饭。”一个参加过茶会的人回忆道。 [34] 福特把自己的文学教导同美食一道施舍出去：“观察，聆听，裁剪，打磨，安置。”他指导他们说。

海明威很少参加茶会，即便哈德莉喜欢福特，而她和福特的画家妻子史黛拉·波文（stel bowen）关系也不错。史黛拉画过一幅妙趣横生的肖像画——福特晕倒在椅子里，嘴还大张着。 [35] 那年春天，海明威还是去了一次茶会，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旅居编辑兼作家哈罗德·勒布。这次见面将改变两个男人的一生。

海明威“带着一种羞怯的、令人放下戒心的微笑，似乎对别的客人并不感兴趣”，很多年之后勒布回忆说。在他看来，海明威潇洒、不做作。“那时我想，我还从未见过一个旅居巴黎的美国人如此不受巴黎生活的侵染。” [36]

勒布则不然，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巴黎生活的影响。此时他23岁，来到法国是为了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这一再造历程仍然心不在焉地进行着。勒布是纽约最有钱、最有名望的两个犹太家族——勒布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的后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一个“一贫如洗的吉卜赛人” [37] 一样虚度了几年。再早些年，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在华尔街做经纪人的父亲对他说过一番话，仍然萦绕在他耳际。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后，来到托儿所接勒布，有一些严肃的忠告要对他讲。

“哈罗德，”父亲说，“离华尔街远一点儿……搞点儿创造。别做股票经纪人。我们什么都不是，就是蠹虫。” [38]

勒布没有忘记这些话。念完普林斯顿大学后，勒布并没有径直打入纽约犹太社交圈，而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建筑工地里当工人，领日薪。

放弃了这趟冒险之后，勒布又在“一战”期间入了伍，成为一位军士长，却从未渡过大西洋，踏上欧洲战场。那之后，他投资了纽约的一家先锋派书店，名叫“向阳书店”（the sunwise turn）。此时他有了一位妻子，与他来自纽约的同一个社交圈子，世家出身，很快他们就多了两个小勒布要照管。丈夫依然幻想着流浪的生活，妻子因此越发感到失望。

不过勒布并不打算缴械投降。他卖掉了书店的股份，拿到的钱“烫得好像要把我的口袋烧出一个洞”。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还继承了一笔5万美元的遗产。 [39] 告别了孩子们和郁郁寡欢的妻子，勒布前往欧洲，用手里的这笔钱创办了一份新杂志，《扫帚》（broo ）。正如杂志的名字揭示的那样，他要开始扫清一些东西了。

1924年海明威在那场决定命运的茶会上遇见勒布时，勒布已经又是自由身了。杂志发行21期后，遭遇了财务危机；即便如此，它对当时的文学风景也可谓增色不少。勒布创立《扫帚》的目的，正是针对那些根基更稳固的文学杂志，反其道而行，关注一些新的呼声。即使《日晷》“也在一遍遍重复着几个同样的名字”，他不满地说，“即使发表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米娜·罗伊或者玛丽安·摩尔 [40] 的东西，也再没有什么新意可言”。 [41] 《扫帚》的意图是会集年轻的美国作家，他们的共同点是“不赞同上一代” [42] 。结果《扫帚》的作者名单成了大杂烩，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吉尼亚·伍尔夫、罗伯特·格雷夫斯 [43] 、格特鲁德·斯泰因，以及一个自称“hal”的人，也就是哈罗德·勒布。

和很多人一样，勒布也在尝试写出现代的东西。为了给这个时代的实验主义做点贡献，勒布决定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要略去大多数的定冠词“a”和“the”；而出版商要求把它们全都加回去，否则就不同意将之印刷。

社交方面，业内人士对他毁誉参半：“这伙人”中的部分成员也许期盼过在《扫帚》上发表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杂志的总编。他身后耀眼的财富似乎让人对他更加疏远。勒布家的亲戚常年奔波，来往于至少两个大洲之间，乘肥衣轻。他的母亲有一次来到巴黎，“带着一个新丈夫、一辆帕卡德和一件礼物……慷慨极了，让我过了好一阵非常滋润的日子”，勒布回忆说。 [44] 他的舅舅丹尼尔·古根海姆会出现在巴黎，请勒布在丽兹酒店用餐。勒布的表妹佩吉·古根海姆一出现就会震动整个巴黎，她和一位名叫劳伦斯·威尔（urence vail）的超现实派画家兼作家闪婚，闹得城里沸沸扬扬。换句话说，勒布和他的亲戚们是备受富贵之累，他的女儿说他是一个“被惯坏了的男人，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45]

当然，勒布不是巴黎唯一一个独立、有钱的文学金主：格特鲁德·斯泰因也有很多闲钱可烧，她对于现代主义的态度比对钱要严肃太多。她还经营着一家半公共的酒吧，里面的饮品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虽然《扫帚》自有它的思想性和严肃性，勒布本人在名声上却没有太大分量。一位旅居者说，勒布“没有什么性格，正像一方干净、华贵的毯子，折好了放在咖啡馆的椅子上”。 [46] 他也不像海明威那样积极地结交“奥林匹斯诸神”。在旅居作家莫里尔·科迪（orrill dy）的记忆中，勒布是一个自视甚高却“做着蠢事”的人，冒犯詹姆斯·乔伊斯、惹怒西尔维娅·毕奇都是他所做的蠢事。 [47]

文学生涯和文人们对于勒布依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后来他说，在福特的茶会上第一次见面，他就看得出海明威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两个人也切磋了打猎和钓鱼技艺，很快就约定有空再聚。

“欧内斯特让我越瞅越喜欢。”勒布后来写道。海明威如此膀大腰圆，同时又如此敏感，醉心于写作艺术，这令勒布尤其惊叹。“我早就怀疑，美国缺少好作家的一大原因就是一种流行的成见……认为艺术家都是不那么有阳刚气概的人，”接着勒布把奥斯卡·王尔德引作了一个值得批评的例子，“像海明威这样的男人开始从事写作，这是一个好迹象。” [48]

海明威必然要邀请勒布在拳击场上一决高下。勒布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一点拳击，但后来转去练摔跤了；海明威比他重40磅，但勒布还是戴上了拳击手套。两个男人的较量开始了。幸运的是，勒布很快发现，海明威在出拳之前“瞳仁总会抖一下” [49] ——这个破绽让勒布可以和他一战。两人也成了网球球友。第一次对打，海明威请勒布去的球场“旁边就是放置断头台的监狱”。

当两人不在拳击场上互相恐吓，也不在球网的两边卖力时，他们常常光顾咖啡馆和酒吧，边喝边互相讲故事。勒布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成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海明威，他的强大优势正是海明威缺少的——常青藤的教育、似乎取之不尽的资源——而且这种不平等逐渐在两个人之间催生了隔阂。但是，站在海明威的立场，勒布有一项尤其令他忍无可忍的优势：他即将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杜达布》（doodab ），由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boni & liveright）出版，那是美国著名的出版社。

紧张不断积聚，终于爆发。多年后，勒布回忆起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个雨夜，两人在蒙帕纳斯大街上喝普伊-富塞葡萄酒、吃牡蛎。几杯酒下肚，勒布走了一步不可挽回的臭棋。他近来在想，海明威为什么一直难以取得突破，他决定提供一点建设性的批评。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女人写进去，”他建议说，“人们喜欢读有关女人和暴力的事。你的小说里已经有不少暴力了，现在你需要的就是女人。”

“女人？”海明威问，此时他可能正死死地盯着勒布。

海明威可能确实没理解，所以勒布继续说了下去。毕竟，“一位已婚的幸福男士的生活是如此不完整”，他说，“缺少挫折”。

接着他注意到，海明威的脸色变得“阴郁且僵硬”，露出了牙齿。

“所以我没经历过挫折，”海明威开口说，“所以，你是这么想的？”

话一出口，勒布立刻反悔了。“要不再喝一杯吧？”他孤注一掷，提议说，“让挫折都见鬼去吧！”

但伤害已经无法挽回了。接下来的一整个晚上，海明威把自己生活中所有的痛苦一股脑地讲给勒布听。勒布把玩着酒杯，硬着头皮听着，茫然不知所措。

“确实，”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本应该知道的。” [50]

这次意外平息之后，又发生了另一次意外。那年10月，两人一起去了巴黎北边一座叫桑利（senlis）的中世纪古镇。一天晚上，他们在旅馆里打扑克。勒布赢了一局又一局，但海明威就是不愿罢手，他把钱都输光了，并且开始打欠条。勒布不想要他的钱，而且“当然也不想要他的欠条” [51] 。海明威欠下的债越积越多，最后，他写了一张100法郎的欠条，然后赢了勒布一局。

局势反转了。勒布的运气突然用尽了，最终他的钱倒是输光了。他站起来，不想玩了。“但是老海 [52] 还想继续，甚至为此羞辱我。”勒布回忆说。这件事让海明威反欠了勒布一大笔人情债，勒布觉得“我们之间开始出现阴影”。

不过，两个男人仍然一同交游，而且勒布先前对于海明威的喜爱，演变成了盲目的崇拜。虽然友情之中涌动着嫌恶和嫉妒的暗流，但勒布“欣赏他的真性情和他对生活的热忱”。 [53]

不过海明威让勒布最为敬仰的是他“极好的人缘”，他越看海明威就越喜欢。这桩友谊对勒布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海明威去别的城市度假时，勒布眼中的巴黎突然就成了空城。

至少有个人对海明威有不祥的预感：勒布的女朋友，生于纽约州由提卡市的凯瑟琳·伊东·坎奈尔，绰号“凯蒂”。

1924年，坎奈尔是一位32岁的旅居时尚记者，一位受人喜爱的名媛。她也是一位舞台之星 [54] ，做过职业舞女、歌手和演员，有时还会出演哑剧。最近，坎奈尔开始尝试写作，她觉得写作会使她从舞台的紧张感中获得片刻解放，相比唱歌，写作也是一个不那么费力气的工作。

坎奈尔认识巴黎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艺术家群体，因此认识她对任何有天分的初来者而言，都是不错的际遇。勒布创办《扫帚》的那段日子，她也提供了很大帮助，把他介绍给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并拉人订阅杂志。有人甚至怀疑，她就是坐镇杂志幕后的总指挥。

马尔科姆·库利是《扫帚》顾问团的前成员，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坦言：“勒布情人（的品位）要比勒布好，也更鲜明。” [55]

坎奈尔和勒布的恋情大概是多摩咖啡馆看客们眼中的大戏。勒布是巨额财产的继承人，所以总能吸引女士的青睐；但是据说坎奈尔经常由于嫉妒而发怒，而且明显无法将怒火忍到私下里发泄。那时，他们的恋情悬而未决：坎奈尔一直等着她与意象派诗人斯基普维斯·坎奈尔（skiith cannell）的离婚手续办妥，所以她属于城里的一批名流——“赡养帮”（the“ali”） [56] 。（众所周知，巴黎是即将离婚和新近解放之人的天堂。）勒布对这种说不清的关系毫不在意，自从他把妻子留在纽约独自离去后，他就算是离婚了，而且不急着回到婚姻的桎梏中去。坎奈尔的离婚案将在法国开庭时，他才开始紧张起来。

“和一个已经嫁了人的甜心在一起有安全感。”他坦言。 [57]

至此，他们之间的浪漫一直有些“相爱相杀”的味道。勒布和坎奈尔甚至住在两间相邻的公寓里，中间只隔了一堵薄薄的墙。就如勒布和海明威的关系那样，他和坎奈尔的暧昧似乎也潜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勒布和坎奈尔开始造访海明威和哈德莉位于锯木厂楼上的家。两对男女每周都见几次面，有时出去吃饭，有时去打网球。坎奈尔不像她的男朋友，对海明威的魅力没那么感冒。

“我一眼就看出欧内斯特不可靠、难以捉摸。”她后来说，她能感觉到“他的弱点就从手腕和脚踝间流露出来”。勒布对海明威的英雄崇拜让她颇为不解，她猜测说：“很可能老海代表了他的某种理想。” [58]

不过坎奈尔喜欢并尊重哈德莉，即使海明威一家的生存状况令她大感意外。坎奈尔魅力四射，这把哈德莉的穷困衬托得更加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