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二（1/2）

每次提到自己曾经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过时，我的语气中还是会带着巨大的自豪感——毕竟，有谁不喜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呢？（呃，当然，卫生大臣除外。）它和任何国家资产都不同——没人会用全部大写字母来拼写“英格兰银行”，也没有人在你说要告卡迪夫机场时会觉得你是个坏人。原因很简单：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承担着了不起的工作，而且我们全都受益其中。他们把你接生到这个世界，有一天，他们还会亲手把你置身其中的某个塑料袋拉上拉链，但在此之前，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让你在生命之路上多流连一会儿。从摇篮到坟墓，就像人民忠实的公仆贝文先生1948年时承诺的那样。

运动会上，他们医治好你摔断的胳膊；他们给你奶奶进行化疗；他们治好你从洛斯卡沃斯带回来的衣原体病毒；他们还亲手给你戴上人工呼吸器。最奇妙的是，这些魔法全部是免费的。在预约检查之前你不用事先查看一下自己的银行户头：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总会在一旁默默为你服务。 (1)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这样的事实，一旦开始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令人堪忧的地方：超长的工作时间；复杂的官僚体系；严重缺乏人手；还有在我工作过的一家医院里，他们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一直在电脑上屏蔽我的邮箱账号。（谢了，哥们儿！）我知道自己是在为一项伟大、重要并且无可取代的事业工作，所以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我没有什么所谓的骨子里的崇高职业道德，说实话，离开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之后，我再也没这么卖力干过活儿（这一点我的出版社可以作证）。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所有人头脑中都是特殊的存在，人们想象不出失去它之后的恐怖场景。

谈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私有化问题时，我们可以想一想美国越滚越高的医疗账单，打个比方，就好像你圣诞节时放纵了一把，节日过后就要面对债台高筑一样。政客可能看起来很蠢，实际上他们精明得很，会偷偷地把我们引进姜饼小屋。他们会跟我们承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只会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发生变化，但回过头，看不到任何能帮我们从森林中重新找回来路的面包屑。直到有一天，你一眨眼，发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完全蒸发不见了——假如你这一眨眼正好引发了中风，那可就彻底完蛋了。

当主治医生期间，我对英国医疗私有化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是不太反对的，觉得这件事跟私立学校的存在是一个道理：一群有钱人决定帮纳税人省几个钱，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对谁都没有伤害。我还总想象着，没准儿自己有一天能在私立医院里当个主任医生：也许每周出一晚门诊；想买辆奔驰的话，就偶尔给自己安排些子宫镜检查；假如觉得奔驰需要再配个司机的话，那就一个月再接一台剖腹产手术吧！我认识过着这种生活的主任医生，觉得为自己畅想一下也无伤大雅。

当主治医生的第二年，我开始做起了常规代班医生。当时为了还房贷，我真是有点儿捉襟见肘，只有做点儿额外的工作，才能让收支状况显得稍微好看一些。由于休息时间实在太过稀少（而且就算休息，我也不觉得那些时间真的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我一般是在两个白班之间替值一个夜班，而且为了保障至少能有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我都是在私立医院或者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私立病房里值班，那些地方的工作明显轻松得多。

那些日子里，比我过得好的朋友总向我咨询到底该不该去私立医院生小孩儿。这些人点酒的时候总会从酒单底下最贵的开始点，去奇尔特恩度假的时候也会从度假房价目表最底下开始选起。他们很清楚金钱买不来快乐，但知道金钱至少能买来品质更高的东西。

但是这个结论看起来并不适用于生小孩儿。那简直是场噩梦，假如决定去私立医院生小孩儿，你先要准备好至少15万英镑，而且还没法儿走医疗报销。当然了，住院环境和餐食质量肯定没得说。你还能自主选择是不是要剖腹产。事实上，主治医生肯定也会积极鼓励你剖，这样他们就能在15万之外再额外赚一笔了。而且，选剖腹产的话，医生能掌握时间，就不会在参加晚宴的过程中被小哔哔急呼到病房，从你身体里拽出个孩子。假如生产后几个小时开始出血，那时候主任已经回家了，就由留守的住院医生为你负责。有幸赶上我，你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我白天就是做这个的。但看看其他和我一起代班的医生：大多数只是住院医生，有些极为菜鸟，根本处理不了类似大出血的紧急情况。

此外，万一出现了超越任何医生处理能力的情况，那该怎么办？比如出现需要产科医生、麻醉师、儿科医生甚至其他科室的医务人员共同应对的难题，那时该怎么办？那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打999急救电话，把病人尽快送到有能力处理相应情况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病房，同时祈祷病人能被活着送到那里。

你可以在谷歌里输入自己心仪的私立产科医院名称，然后在后面输入“庭外和解”，看看有多少不幸的先例。正如我所说过的，私立医院的餐食非常美味，但是不是要为此搭上性命呢？那就要由你自己决定了。

对我来说，我甚至不愿意成为有可能面对如此大风险的那名医生。所以只干了几个月，我就申请离开了私立病房。还真有点儿遗憾呢，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好了给奔驰司机订制什么颜色的制服。

2008年8月9日，星期六

不当医生的朋友总是很佩服我在公共场合火眼金睛进行医学诊断的能力——就好像在上演加强版的《谍海双龙》。公交车上的那位女士有早期帕金森的症状；餐厅里的男人明显患有服用艾滋病药物后的脂肪代谢障碍；那个眼睛发生了病变的男人有高胆固醇；这是肝病特有的手抖，那是肺癌典型的指甲病变。

但很显然，凡事都该有时有点。“阴道毛滴虫病。”在看到脱衣舞娘阴部泄露天机的绿色分泌物时，我骄傲地宣布。就是这样，我又毁了一场婚前单身汉聚会。

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

道德危机事件。在私立产科病房代班的时候，助产士叫我去查看一位正在顺产过程中的病人，她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妙。我告诉病人，胎儿心率下降太快，必须采取人工手段接生。我还告诉她，可能没时间等她的主任医生赶来了，但干这种事我驾轻就熟，绝对不会有危险。她同意了。

接生前，我在屋外给她的主任医生多洛霍夫先生打了个电话，这也是私立病房里的传统，必须要尊重病人的“私人”医生。不过他听起来并不太领情，说自己距离医院只有一分钟路程，马上就能赶过来，我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权利接生“他的”病人。于是我赶快回去做准备——产钳、接生器械包、缝合包，一切就绪，就等着他过来。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这太荒谬了，胎儿状况明显很不好，不马上接生的话，每秒钟都面临着情况恶化的风险。假如他所说的“只有一分钟”，就像公共汽车说的“马上到站”一样呢？如果因为我的不作为，胎儿出现危险，我在医学总会的评分可他妈就不好看了。更糟的是，可能会生出来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如果这个多洛霍夫先生投诉我的话，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我不用再在这个自己讨厌的医院里工作下去罢了。

就这样，我接生了孩子——他花了一两秒钟才开始呼吸，但随后就振作起来，新生儿动脉血气 (2) 也证明我做出的决定是对的。我取出胎盘，缝合了伤口，给病人清理干净后说：“亚当是个不错的名字。”——那时，她正亲昵地叫着他的小名“巴克利”。主任医生还是没出现。顺利导航度过道德危机。

多洛霍夫先生终于露面时，我已经换上了干净的手术服。为表现自己的风度，他告诉我说已经从助产士那里得知了新生儿动脉血气，他欠我一个郑重的道歉。说实话，我更希望他能分我一大笔钱，因为假如刚才的接生是他做的话，他会额外收病人一大笔费用。哎，结果你们也可想而知了。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你们有地方吗？”早上和洛克哈特先生准备一起看产前门诊时，他这样问道。我愣了一会儿——这几天我俩一直在聊放假的事，我跟他说，自己好不容易订到了票，准备和h一起去趟法国。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反正是订到票了……”

“不！住的地方！你们在法国有房子吗？”

他该是有多么不了解主治医生的生活疾苦啊。虽然两个人一起挣钱，我们也只是能勉强还得起一间小公寓的房贷而已。能承担得起一栋位于法国的房子，听起来就像让我俩买一匹赛马，或者在死星太空站上订一间度假屋一样不现实。但是转念想想，对于主任医生来说，这些显然都是小菜一碟，就像是死气沉沉的主治医生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一样。

他向我道歉说，今天恐怕要早点儿离开门诊——事实上，他大概现在就得走了。可是门诊里还坐着52位病人，现在只留我一个人应付了。好吧，或许隧道尽头确实有一丝光亮，但隧道感觉有85英里长，里面挤满了凶狠急迫的面孔，我得可劲儿撕扯一番才能逃出来。

2008年9月11日，星期四

经历了熬人的一夜后，我回到休息室，看到自己的储物柜上插了张卡片，当发现卡片内容并不是吹毛求疵地批评我的停车或者洗手液使用不当问题时，我简直要哭出来了。那是张来自病人的贴心卡片。我还记得她：几周前，我帮她缝合好了顺产时的撕裂伤口。

亲爱的亚当：

只是想对你说声谢谢。你做得真不错——我的全科医生检查了伤口，说几乎看不出来我刚刚生过孩子，更别说我还经历了三级撕裂！我真的非常感激你。再次说声谢谢。

一切都那么体贴入微，让你觉得自己的付出完全是值得的。她甚至亲手做了卡片：优雅的白色纹理纸，封面装饰着金色的宝宝小脚丫印戳。不过，我猜她除此之外也别无选择——派珀切斯文具店里可能并没有太多写着“谢谢你救了我的肛门”的现成卡片供她选择。

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

产房里通常按病情严重程度接诊，一个女人对此非常愤怒，因为比她后来的三四个人都在她之前看上了病。“夫人，假如是我去看医生，”一位助产士如此劝慰她说，“我倒巴不得是最后一个。这意味着其他人都病得比我厉害。”

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

晚上8点，我的手机响了。我猜想着自己是不是忘记值晚班了，还是有同事忘了值班，他们准备用那根隐形的蹦极绳把我从家里拉回到病房。还好，只是我朋友李打来的，只不过电话那头的他显得很焦虑。李是我所有朋友中最成熟、情绪最稳定的一个，所以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是个刑诉律师，我常听见他在电话上和类似警察、法官这样的人谈笑风生，说着什么“是全身都被硫酸泼了，还是只有头部”或者“大概告诉我是几级谋杀”。李问我有没有空过去一趟——他的室友泰瑞不小心弄伤了自己，李想听听我的意见，看看是否要把他送医院。李住得不远，我也没在干什么急事，于是就过去了。

泰瑞确实把自己弄伤了。有时候，最不经意的举动会引发最严重的后果，我们现在面对的基本就是一场“蝴蝶效应”的大爆发。他打豆子罐头的时候把拇指割开了，此刻一小节断掉的动脉正在地板上愤怒地跳动，而他的拇指就像玩具布偶的嘴一样大张着，甚至都能看到骨头。我很高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有用的医学建议，我告诉泰瑞，他不仅得去看医生，而且必须马上动身。当时我觉得这么说简直是天经地义，任何遇到这种情况的人肯定会马上照做。很可惜，泰瑞并不是其中的一个。

李把我拉到厨房，偷偷告诉我说泰瑞这个人非常抵触去医院——他长期酗酒，很担心会检测出肝脏问题，从而不得不面对一大堆悲剧性的诊断。这也间接解释了他为什么出血出得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血浓于水”这句话好像并不适用于他。 (3)

我费了不少口舌和泰瑞理论。我跟他说，医生肯定会全神贯注于他几乎都要被割掉的拇指，才没工夫深究其他事，可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他了。他甚至不让我叫救护车，连让医生到家里诊断一下也不愿意。我和李只好回到厨房去商量个b计划，与此同时泰瑞的血又浸透了几条毛巾。我很快就想到了新主意：既然我是医生，李是律师，我俩可以在泰瑞身上强行使用《精神卫生法》，就说他随时有伤害自己的可能。但很显然，对于法律，李比我在行，他指出我俩既不能强行这样做，泰瑞的情况也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他完全有能力 (4) 做出不去医院的决定。

李很快提出了c计划——从房间里拎出了一小箱医疗用品。一年前他跑去乌干达度假（怎么会有这种人），临行前，几位勇敢的旅行者让他事先准备好这样一只箱子，并且在旅途中随身携带。假如不幸住院，一定要让医务人员用箱子里的器械，免得他们会粗心大意地忘记做疾病防控，往他体内注射一剂艾滋病病毒。

李拆封了箱子，像狡猾的商人一样打开给我看，还问我里面的东西够不够我给泰瑞缝合伤口用。很显然，李不小心买了个豪华套装，箱子里的东西大概够给泰瑞做肺摘除手术了。我在箱子里踅摸了一番，就像个老阿姨在吉百利巧克力礼盒里找榛仁夹心一样，最后挑出了缝合用品、剪刀、持针器、医用海绵和医用清洗液——唯一缺的就是一名麻醉师了。李开玩笑地说，可以让泰瑞咬着木勺子。

就这样，5分钟后，我就在厨房餐台上给大无畏的泰瑞动手术了。我清理了伤口，深深缝合了几针，以止住动脉出血，然后在伤口干燥后迅速开始一层层缝合拇指。疼痛很快超过了泰瑞的忍受范围，为了能把他尖叫的声音降到最低（假如有好事的邻居来询问情况，那可够我们解释半天的了），李递给他一只木勺子，没想到还挺管用。

很快我就缝合好了最后一层皮肤，并且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我不知道关于伤口护理和拆线，泰瑞到底听进去了多少，但我还是嘱咐了一番，与此同时他哆哆嗦嗦地跟我说着感谢，又伸手去拿酒了，而且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吃豆子。我向李快速咨询了今晚私下行医的法律问题，他大笑一通，然后迅速转换了话题，把我塞进了一辆出租车，还扔给我一瓶上好的朗姆酒（可能是泰瑞的）。

回家路上，我突然想到手术环境太江湖了，泰瑞可能还得吃几天抗生素。我给李打电话，嘱咐他第二天一定要带泰瑞去看全科医生，还向他道了歉，说自己没能私底下给他开点儿抗生素，但医学总会不允许我们给家人朋友开药。隔着电话，我都能听到李眼珠子掉出来的声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个！”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临下班时，我把超级繁忙的产科病房交给了代班医生。我们一整天都在高速运转，今天晚上肯定也不轻松。有几个女人很有可能得剖腹产，另外几个估计得使用器械辅助分娩，再加上还得处理从急诊转诊来的病人，她们会像搭积木一样一层层把医生围堵住。我忙不迭地跟代班医生道歉——对于对医院情况还不熟悉的代班医生来说，忙碌的夜班最难捱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此刻他内心正翻动着滚滚痛苦，但他什么都没说。我意识到自己说的可能有点儿过火了，于是想及时踩踩刹车。“五号房的病人很可能是顺产，而且现在急诊也没什么急事，所以……”可这么说好像无济于事，他脸上依旧带着惊恐的表情，并用断断续续的英语问我说，今晚会不会轮到他做剖腹产手术。我以为他的意思是问一起值班的住院医生能不能做手术，于是跟他解释道：完全不可能，她还是个菜鸟。但是，不，他其实想确切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可能要做手术——因为他压根儿不会做。

我意识到，这很显然是个可笑的误会。也许他本来应该去神经科做代班主治医生，结果走错了病房。也许此刻我们真正的代班医生正准备推门而入，一边咒骂着医院让人头晕的指示牌，一边做好准备承担起晚班的职责。然而事实令人绝望，这个家伙确实从代班医生管理机构那儿申请了一份产科医生的代班工作，甚至都没人问问他之前有没有在产房工作过。

我把他轰回了家，然后给主任打了电话，问他该怎么办。答案显而易见：我又得免费上12个小时的班了。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病人ht绝对没有任何毛病——至少身体上如此。她的血液测试结果正常，阴道分泌物测试正常，子宫镜和腹腔镜检查也都没问题。她说自己长期受到骨盆区域疼痛的折磨，但看起来不是妇科疾病（或者其他任何疾病）引起的。我们已经尝试了无数种治疗方法，但她一点儿好转的迹象也没有。

但她还是坚称自己有妇科问题。“我了解自己的身体！”她甚至还知道自己具体应该接受哪种手术——让我们把她骨盆里所有器官摘除。我和我的同事、老板们不厌其烦地向她解释，这么做对于缓解她的痛苦没有一点儿好处，并且是个风险极高的大手术，万一造成盆腔粘连 (5) ，很可能还会加剧疼痛。可她说这么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都说过无数遍了！”除了彻底摘除，她不接受任何替代治疗方案。莫非他们家储物空间不够了，非要多腾出点儿地方不可？轰她出院、介绍她去疼痛科就诊的重任最后落在了我头上，大家都觉得她应该尽快服用抗抑郁药物。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她不停冲我甩难听的话，从“我可是合法纳税的公民”到“你还好意思当医生”，还列了一大堆她准备去投诉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医院院长和国会议员。我耐心地告诉她：我很同情她的处境，但现在本科室已经黔驴技穷。她问我这么做有什么依据，我告诉她：这个科室里的所有医生几乎都被她折腾过了一遍，所有人都跟我持相同的看法。

“给我约上手术，要么我不走。”她双手叠在膝盖上向我宣布。我知道她没开玩笑，但我没工夫等撒但戴上白手套、穿上北脸冲锋外套后再动手了，于是我妥协了，给她预约了几个星期后的门诊，到时候会有一位同事接过我的船票，踏上这艘摇摇欲坠的破船。估计在接下来一年时间里我们总得和她照面，她这种人，不浪费完门诊资源和医生精力绝不会罢休。

我还没给她约好门诊，就听到一声尖叫，“为什么就没人拿我当回事？！”紧接着一个装废弃针头的盒子 (6) 冲我脑袋飞了过来。我大叫医生，极速躲开，那一瞬间感觉自己的肛门紧缩成了一个1毫米大的小孔。盒子打在了我桌子上方的墙上，一堆充满敌意的针头在我四周倾盆落下，幸运的是，就像躲过了威利狼刺杀的哔哔鸟一样，针头都没击中我，我有幸躲过了12次被传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一位护士跑来查看究竟出了什么乱子，然后就跑开去叫保安了。就像上面描写的这样，我成功帮一位病人办理了出院。下一位！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我丢了支钢笔。说得更确切一些，我的钢笔被人偷了。或者再确切点儿，我的钢笔被五号产房里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偷了，他们分别是病人ag，她的男朋友，还有她妈妈。假如那支笔不是h送我的生日礼物，或者不是支万宝龙，可能我也不会这么纠结。再说了，我才刚刚帮他们接生完孩子啊。

生产过程本身还算顺利，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表现得非常挑衅，不时发出凶猛的吼叫，还暗示我他们和黑帮关系不错。虽然刚出生的小宝宝挺可爱的，可我也不愿因为这个再回去跟他们纠缠偷窃的事情。

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丢东西，不过已经算幸运的了。同事中有的被人掏过手术服口袋，有人放在护士站的包被人翻了，还有人的柜子被撬过，更别提车停在医院停车场被人扎胎了，甚至还有过被人身攻击的夸张案例。

我去找洛克哈特先生吐槽了几句。他这个人，让他去给病人剪脚趾甲我都会不放心，但倒是总能提好的建议，还会讲俏皮话。这回他的建议是：忘掉整件事，别往心里去，而且要打心眼儿里佩服病人的鉴赏能力，居然知道欣赏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接着他给我讲了件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