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1/2）

“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还有别的吗？”我收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我爸厉声质问。他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沾了一圈芥末酱的指甲捏着一张纸片，纸片上是半克的海洛因。我顺着墙壁颓然坐到卧室地上，肩胛骨噼噼啪啪刮过墙面，斑驳的油漆回旋落下，我抬头，张大眼睛，好像卡通影片里的小猫咪，一脸无辜地瞪视。

“还有别的吗？”

二十万支香烟和整街馅饼摊的气味隐隐萦绕在他的鼻息之间，挥之不去，有如苦苦纠缠的鬼魅。

“还有别的吗？”

他靠着门框，稳住气喘吁吁的身躯。我小时候他已经是个糟老头，现在他够格被称为老古董。我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体力稍微恢复之后，我爸重重踏步，走进我的卧室，拉出五斗柜的抽屉，埋头搜寻洗衣篮，四处乱扔cd光盘片，一脚踩扁录像带纸盒。不一会儿，床垫像个酒鬼似的斜靠在墙上，被单一件件垂挂在床柱上，他使尽全力，偌大的身躯不停撕扯、丢掷、踩踏，直到他意识到不管他在找什么，那个东西显然比藏在收据里、踩在脚底下的半克海洛因更捉摸不定。房里每一件搁着、挂着、立着的东西全被扔在地上之后，他颓然坐到摇椅上，抽完最后一口我留在烟灰缸里焖烧的香烟。

“还有别的吗？”

他入狱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八岁的时候，他教我受到拷问之时必须保持沉默。他把我妈的一个耳环故意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不准我上学，关上窗户，扭开烤箱，拿开台灯的灯罩，在厨房里拷问我。冰冷蓬松的白云飘过天空，但在厨房里，我大汗淋漓，像是一串油渍渍、黄澄澄的串烧。到头来我说不定会招认自己刺杀了基洛夫某个重要人物，我张开嘴巴，正要招认所有一切，但还来不及喃喃说出半句话，我就感觉我爸爸的手背狠狠甩了我一下。

“还有别的吗？”他的声音屈服于我的沉默之下。他知道我绝对不会招认。他知道他把我教得很好。

“别的什么？”当他一问再问、声音软化到近似耳语，我终于开口。

我爸只是看着我，好像我获选加入国家撞球队、拿着他的卵葩练习冲球。“你招了？你不但是毒虫，还是个报马仔。别的这个。”他摊开纸片，摺缝之间一片雪白。

“这只是白糖。喝茶用的。”

“白糖，是喔。你用皮下注射针把它加进你的茶里吗？”

当你再也无法辩解，你干脆耍赖。

“你有没有受到感染？”他问。他的怒气已消，只剩下些许为人父的关切，听来可悲。

“当然没有。”我只跟其他三个哥儿们共享针头。

我爸站直身子，转身走到门边。“塞尔盖。”他头转也不转地说。“你必须出去工作，直到你入伍为止。”

“不然呢？”

“不然我会拿枪毙了你。”

“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你的假释规定。”

“我会宣称那是自我防卫。‘庭上，请听我说，我只是试图解救我的儿子，以免那个住进我儿子房间、穿起我儿子衣服的疯子毒虫出手伤害他。’不管是天堂、地狱，或是国家法院，绝对没有一位法官会判我有罪。”

隔天早晨天光明亮，足证世界并未在一夜之间毁灭，真是令人失望。我跟着我爸走到大楼的顶楼，左边最后一栋公寓装了一扇金属门，门上有道深黑的裂缝，走廊上的灯光由此渗入。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边问、边指指那扇门，眉毛竖起，一副愤慨的模样。我爸没读什么书，但是意见非常多，借此弥补学识的不足。我悄悄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熬过他那有如寒冬一样漫长的说教。“他们用回收的锡罐头造门，小偷只需开罐器就可以闯空门。狗屁倒灶，一窍不通，这些……”

老天有眼，有人推开锡门。门里坐着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他将近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好像银闪闪的滚珠一样油亮，闻起来像是便宜的乌克兰烟草和烧焦的植物起酥油。他坐在轮椅上，两条长长的猪皮皮革和帆布垂挂在橡胶车轮之间——他可能拥有整栋大楼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这位是我儿子，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但你可以叫他‘混蛋’。”我爸大声说，然后指指那个缺了腿的男人。“这位是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我跟他握手，却只迎上他冷冷的注视。

我爸跟基里尔在厨房说话时，我探头探脑地四处观望。我以为公寓里肯定一团混乱，毫无秩序，但客厅的地上干干净净，只有椅脚和桌脚贴着地面。一个碗碟架搁在澡缸旁边。排水口周围沾了一点当天早上吃剩的燕麦粥。一个个盛水的玻璃广口瓶沿着护壁板矗立，瓶底蒙上一层红色的水渍。基里尔知道某些我们不晓得的事情吗？我的喉咙干涩，嘴巴带着厨余回收般的酸臭，但是从陌生人浴室里的水瓶喝水？绝对不妥。

党团认可的书册排列在架上：红军野战手册，审查核实的十九世纪小说，宣扬重工业的样板颂辞——你在冬宫宫外，或是堤岸沿岸都可以看到这种专门卖给西方人的市侩商品。我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长篇小说，书中描述一位贫苦青年如何成为革命斗士，是苏联时代一部重要的革命小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在校最后一年就必须阅读这类小说，我无须细读也会知道书里说些什么，不管联合毕业考出了哪些文学考题，我都会轻易过关。但我在一九八三年出生，校方指定阅读《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又臭又长，好像一条不晓得通往哪里的运河，结果我考试只得了两分。没有大学要我。军队不在乎，照常征召。

一把黑色的手枪搁在咖啡桌上。我拿起来，用大拇指轻抚黑得发亮的枪身。手枪比在电影里看起来沉重。一枪在手，我觉得自己头顶拉高了几尺，胯下也增长了几寸。这里某处可有一个十八岁的伊斯兰教小伙子头一次握着手枪、同样感到无比强大？

“把枪放下。”

基里尔坐着轮椅穿过门口，我爸跟在他后面。

“你知道契诃夫怎么形容上了膛的枪吗？”我说。基里尔板着脸。说不定他的联合毕业考也不及格。我抹去枪身上的指纹——这也是小时候我爸教我的——把枪放到桌上。

“这会儿你有工作了。”我爸说。他高兴得容光焕发。

“谁雇了我？”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

“没错，你将为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工作。”

我的前途似乎比殡仪师的衣柜更阴暗。“你肯定在开玩笑。”我说。我爸从来不开玩笑。

“你明天早上开始上班。”我爸说，神情相当自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他幸灾乐祸地笑笑，我是公鸡还是母鸡，显然不言而喻。

“塞尔盖。”我爸说。“你给我记住，我可不怕违背我假释的规定。”

○　○　○

若想延期入伍，你得上大学、当上爸爸、吃上牢饭，而放眼不久的将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可能符合最后一项。监狱是我们学习技艺的场所，等于是唯一一所核准我们入学的学校，我们也只能在这里获致拓展未来的专长。念了九年书之后，我们应当进入技术学院就读，但我们班教出一大群表现不佳的学生，这是本班得以自豪的特色，结果附近一所不怎么样的专科学校居然比剑桥大学还难进。没关系，如果你想走上犯罪这一行，没有一所学校比监狱更专业。

高中毕业之前的最后一学期，我们的未来几乎大势已定。我们逃学喝波罗的海七号啤酒，在陶立特花园朝着过往的女孩吹口哨。雪地上冒出一圈圈结了冰的淤泥。两个孤僻的糟老头在一张冰冷的桌边下子弹西洋棋。我们围成一个小圆圈，哆嗦地挤在一起。

“我爷爷从伏尔加格勒一路打到希特勒的碉堡，你们知道他返乡之后受到什么待遇吗？他们让这个爱国的老家伙一屁股坐进古拉格集中营。”沃拉里大声说。他从头皮上挑拣出几个白色的颗粒。可能是绒毛碎屑，也可能是头皮屑，谁晓得呢？“跟这种可怜虫扯上关系，真让我丢脸。”

“去年两百个新兵还没赶得上去战场就被活活打死。如果他们宣称两百，真正的数字绝对跟国际电话的号码一样惊人。绝对是受到老兵折磨，这可不是开玩笑。”

“整整两年，你只能操你的军用水壶，这才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坐牢根本不算什么。”

“托尼带着啤酒上哪里去了？”我们的名字——亚历山大·哈尔拉莫夫、沃拉里·拉比达夫、伊凡·弗拉迪米、塞尔盖·马克林——中肯道出我们是何等角色，而不是我们想要变成的人物，所以我们把自己重新命名为托尼·蒙大拿（译注：tony ontana，电影《疤面煞星》的主角，由阿尔·帕西诺主演）、乔·派西、柯里昂教父、嘻哈饶舌歌手图派克。我们崇尚英年早逝的美国名流。我们的爸妈听披头士学英文，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嘻哈传奇歌手biggie salls。

不同的午后，不同的公园，同样的对话。

“叛乱一终止，你马上出狱，这就是诀窍。”

“你怎样才办得到？”

“这很简单。”我吹牛。绝对不要忘记“nfidence”（信心）的前三个字母是“n”（诈欺）。“你预估战争会持续多久、你必须在牢里待多久，然后找出一个符合刑期的罪行。”

罪与罚。我们对历史毫无所悉——我们四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人晓得耶稣在哪年出生——但我们却甘冒鉴古知今的风险，拿自己的未来打赌。我们押注：战争会在一年、两年、五年之内结束。我们翻阅旧报纸，上网搜寻法院公告，找出符合每一个估算的罪行。殴打少数民族关一年。持械抢劫关两到五年。走私贩毒关五到七年。

我们想要混帮派，但是我们能拿哪个人做榜样？我们的英雄在何方？我们的老爸们开无照出租车、洗盘子、帮汽车加油，他们非常怯懦，体内的血液连挨了铡刀都不敢往外流。他们缅怀昔日，倒不是因为以前过得比较舒坦，而是因为当年大伙过得一样悲惨。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要的不止于此。

征兵季节始于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涨，漫过下游各个村落的水闸。一群年迈的鳄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边晒太阳。酒鬼们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极圈的冬天褪去层层的外衣，露出浅粉橘、紫罗兰、蜜桃李的色彩。我们同一天收到军需处寄来的明信片，带着明信片走到公园。这是我爸以前从牢里寄信给我之后、头一次有人跟我写信。

我拿我这张印了红旗的明信片跟朋友们的明信片做个比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军需处可以命令我们毕业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检查，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准许我们八月报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基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收到一张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说不定为了褒扬我们为国捐躯，军方会寄给我们的家人一封制式的书信？

“我打算抢劫一家电器行。”亚历山大高声宣告，猛吸五口，解决一支香烟。他的肺跟蓝鲸鱼的肺一样可观。“关个三年，应该够了。”

“三年太长，托尼。”伊凡说。“我猜顶多六个月。我打算抢劫观光客。”

我们全都哄然大笑。

“尽管笑吧。”沃拉里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条子会在乎谁抢了电器行或是观光客。条子才会抢劫观光客。但是偷开条子的警车？最起码关四年。”

他们转头看我。“我还没决定被关个几年。”我说，口气稍嫌迟缓。“但别担心，算我一份，我绝对跑不了。”

我们拍掌击拳，大摇大摆朝着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前进，领取一张千元卢布支票——所谓“千元卢布支票”，其实是指海洛因，因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对折的收据里。涅瓦河水花四溅，河面处处油污，远远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观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惊讶赞叹，在相机前面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鸟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难不成那些有如粉扑的粉红屋顶会长了翅膀飞走？我们转弯走向arsenalnaya街，继续朝着kool街前进。远远望去，克列斯提监狱砖墙环绕，尖塔耸立，穹顶雪白，观光客若将之误认为一座宫殿，倒也不以为过。历史课堂上，我们习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样板公审中，一些微不足道、用来混淆大众视听的小人物被抓到这座监狱接受拷问。文学课堂上，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描述这座监狱的诗作（译注：anna andreevna akhatova，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988-1966，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俄罗斯女诗人之一）。她的儿子被关了十七个月。她随同其他数百名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政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来。”他说。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样颜色的黄板牙。“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真多嘴。”他说，“尤其是对一个处男而言。”

该死！谁告诉他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跟谁说了？我再也混不下去了。说不定我可以卖肾买个身份、摇身变为一个亚马尔半岛饲养麋鹿的牧人？“亚马尔半岛”（yaal pensu）在俄文里的意思是“世界的尽头”，说不定应该算得上遥远。我已经在脑海里盖起冰屋、娶了一头麝牛当老婆，基里尔忽然打断我的思绪。

“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的脸涨得比我喝的罗宋汤还红。”他闭上眼睛，神情静穆，好像一个所求不多、容易满足的智者。“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那是我十三岁生日。”

十八岁的我不但处男，而且是个老处男。

“我爸带我去找他最喜欢的妓女，让她帮我‘转大人’。”基里尔继续说，“我操她的时候，他站在床边，距离倒没有近到让我觉得怪怪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他只想确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大概五秒钟就射了，他拍手叫好，我从来没让我老爸这么骄傲。

“但是你啊。”他的眼睛直直迎上我的目光。“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不屑帮一个截肢的人穿裤子，而你这个浑小子甚至还是个处男。你丢不丢脸？”

我帮他把长裤拉到他瘦巴巴的臀部，长裤截短，只及大腿中段，下摆折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件排球短裤。他指指地上一卷黏答答的胶带。“你得帮我把残肢裹起来。”

“我他妈的才不呢。”

“你得学着怎么做。”他咄咄相逼。

“你缺了脚，又不是缺了手。你自己来。”

“童子鸡，快点。”他下令。

我拿起胶带、在他的残肢上绕了几圈之后，基里尔在头发上抹上植物起酥油，用梳子梳了十几下，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把头发中分。“他们可以舀一大匙这个鬼东西放进罐子里，贴上法文标签，把价钱抬高十倍。”他解释，“但他们骗不了我。”

最后一个步骤是喷上大量古龙水，古龙水呛鼻，闻起来像是防止尸体腐化的香油。我把基里尔抬上他的轮椅，推着他走到走廊。

“我自己下楼。”我们走到楼梯口时、他对我说。他把一块厚纸板塞到身下，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扶手，好像乘坐平底雪橇似的滑下楼梯。七层楼，没问题，他大气都不吭一声就自己下楼，但是他的长裤却像是一座只有我可以抱着他攀越的高峰。恬不知耻的混蛋。

“等等。”他说。大楼的大门铿锵关上，中古世纪的攻城器具都打不破那个鬼东西。“我想要喘口气，休息一下。”

“你坐轮椅耶。除了喘口气休息，你还能干吗？”

他摇摇头，点一支烟，跟我说话，那种表情好像我才是不讲理的一方。“你这个小鬼，干吗如此慌张？急着想要献出你的童贞？”

我有样学样，也点了一支烟。无眠的夜晚有如一个死胡同，始终通向混沌的清晨。云朵只是懒洋洋地停滞在空中，完全不顾世事。懒惰的混蛋。一座烟囱矗立在涅瓦河对岸，烟囱高耸突兀，比任何一座皇宫的圆塔都显眼。如果世世代代以其伟大的纪念碑流传后世，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纪念碑将是移动电话优惠方案的广告牌。马路对面，一群野狗追着一个游民跑过弃置的空地。根据我们的教科书，多达千名的农奴为了兴建圣彼得堡丧命。我们的老师认为不止于此，说不定将近十万。但为了跟你上床，他什么都肯说。带头的野狗咬了一下游民的屁股，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只有如水牛般巨大的罗威纳犬冲向他的脊背，他往前冲了三步，终于跌倒在地。我不确定圣彼得堡是否连他这种人都配不上。

“我以为你打算上路了。”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基里尔边回答、边举起他的香烟。“我们必须慢慢享用。”

我推着基里尔沿着夏帕勒尔纳亚街往前走，斯莫尔尼修道院的白色圆顶逐渐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在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左转。一个赌场闪闪发亮，好像街灯映照下的棒棒糖。到处都是寿司餐厅和爱尔兰小酒馆。街旁停了一排豪华礼车，车窗上了色，跟司机们的太阳眼镜一样墨黑。生锈的煤灰桶冒出火光，火苗透过格栅抽搐颤动，看起来好像反倒是它们冷得发抖，感觉有点怪异。我们静待车流暂缓，等着过马路。

“你把我抬过入口。”我们接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入口时，基里尔对我说。我塞进两枚代币，两只手臂撑着他的腋窝，把他抬过入口。对一个缺了半截身子的人而言，他还满重的。

我拆卸轮椅时，报贩们挥舞着报纸的头版。索契的大型度假中心将于明年开幕。悉尼准备主办夏季奥运会。克列斯提监狱将改建为旅馆购物商场。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深达一百三十七米。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把尺，而且长度足以丈量我裤裆里的家伙。”我说。

“童子鸡，随便你怎么讲，我们姑且信之。”他回答。“一百三十七米，这表示它是全世界最深的电梯。我们附近就有一项世界纪录，但是搭乘电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晓得这一回事。”

“他们为什么把隧道挖得这么深？”

“因为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人丢核弹轰炸我们，隧道就可以用来当作避难所。你太年轻，不记得这些事情，但是我成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依然害怕美国人会对我们投掷核子弹。”

“被核子弹炸到的人会只丢了两条腿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皱着眉头看看他的残肢。“我又没被核子弹炸过。”

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以方格排列，深浅不一，宛若棋盘。基里尔啪的一声戴上皮手套，手掌紧贴着大理石地板，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前进。他似乎把周遭视为一组组双杠。我推着空荡的轮椅跟在后头。

“我看起来怎么样？”他问。他头上戴着尖顶帽，下半身套着半截长裤，全身上下都是军服，看起来太隆重，让我很难把他当一回事。

“很矮。”我说。

列车进站，所经之处热风劲扬，飕飕涌入车站。基里尔下达指令。这套把戏了无新意。你在地铁站每走三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在车臣战场上受伤的跛脚荣民。他们高唱民俗歌谣，坐在木头栈板上，朗读普希金，盘起软趴趴的双脚，高举硬纸板宣扬他们的苦楚。有些荣民只是喝得醉醺醺，喃喃述说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列车车门大张，吐出一群拥挤的乘客。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好像大猩猩似的穿梭于过往行人的腿间，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年轻男子让位给女士们和老人家，表现出平日罕见的礼数。车门关上，车轮嗡嗡滑过轨道，基里尔上戏。他不唱国歌、没有从轮椅背包里掏出一个摆着廉价纪念品的托盘、没有高声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他只是紧握双拳，抬头挺胸，紧盯着每一个人，缓缓爬过退让到两侧的乘客之间。我仅仅推着轮椅跟在后面，看着卢布哗啦哗啦落入柳条篮。

“玛莎，给他几卢布。”一个瘦巴巴、皱巴巴、系着头巾的老太太悄悄跟她朋友说。“可怜一下那个苦兮兮的家伙。”

“你是个英雄。”一位戴着龟壳镜框眼镜的老先生慎重地说。“宁愿失去你的双腿，也不愿失去你的荣誉。”

列车行进之时，基里尔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开口乞讨，也没有点头道谢，晨间通勤的民众却不断从口袋和皮包里掏钱捐献。他紧握双拳，一前一后撑地，尖顶帽微微一斜，拖着残缺的大腿前进。他不是滑稽的漫画人物，不是马戏班的畸形怪胎，而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爬过一个在他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的战场。我自己都几乎打开钱包。

列车开抵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的两分半钟之内，他赚到两百四十卢布。我不敢相信篮子里放着多少铜板和皱巴巴的纸钞。我爸工作三小时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你不能让他们以为你在赚钱。”他把零钱放进口袋，悄悄跟我说。我们在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登上另一部列车。

我们搭乘这一线和另外两线地铁，直到下午两、三点。不到早上十点，已有一千两百卢布入袋。不到中午十二点，已有两千三百卢布入袋。谁晓得我的同胞们居然如此爱国、如此慷慨？午餐之时，我们从baltiyskaya地铁站回到街上，跟一个上了年纪、头发染成紫色的小贩买了沙威玛三明治和裸麦啤酒，我看着一个个穿了迷你裙的小妞走过午后斜长的光影。“我这个助理还是处男，浑身上下不对劲，无可救药。”基里尔朝着一个小妞大喊，小妞留着黑褐的刘海，埋头阅读《哈利·波特》，长相非常甜美。“你可怜可怜他吧？”

我真想马上重重打他一拳。我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三次《哈利·波特》，但我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嗯，我说不定会跟她说。但她已经拿起小说，迈步离去。

“未来十年之内预计兴建四十一座新的地铁车站。”基里尔一边享用微焦的羊肉、一边大声宣布。我真希望自己刚才追过去跟那位褐发女孩攀谈，但是我若真的追上去，搞不好只会变成她口中那个“行径近似跟踪狂、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最起码目前我只是“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一个人活得有没有尊严，其实只是程度问题。

“四十一座新车站，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基里尔问。

“这表示只会盖三座车站。”

“这表示每天更多人搭地铁。乘客愈多，钱也愈多。”

“你已经赚太多钱了。讨钱的人不应该比给钱的人赚得多。”

“我跟你保证，我们比他们勤快多了。”基里尔对着一群拔腿飞奔、赶着过马路的学童微笑。你或许以为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会成天哭兮兮。但基里尔怡然自得，好像始终凝视着一片葵花田。“我正在存钱到乡下买栋房子，而且是栋无障碍空间的别墅，将来我可以在水槽边洗碗。”

我实在很难把他当一回事。只有骗子、寡头大亨、政客——通常这三者是同一个人——才买得起乡间别墅。那些人双脚健全，从来没去过车臣，下一代也绝对不会去车臣。然而，眼前这位基里尔先生居然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不管他哪些部位残缺不全，这家伙依然带种。

“你真是个老千。”我说。

“这是一门艺术。”

“榨取别人的钱？”

他斜眼瞪我。“没有人白白给我东西。我是个生意人。”

“你卖些什么？”

“每一个在地铁里打开钱包的人，当他们看到缺了腿的荣民，他们感到羞愧，说不定有点怜悯。但当他们看到我爬过车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默默抗争、绝不乞讨的斗士，不禁感到骄傲。他们应该感到耻辱，心中却兴起一股自豪，他们付钱给我，因为我让他们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爸穿着睡裤，手脚大张，坐在长沙发上。他直接拿起鱼罐头，边吃边让小猫舔干他手指上的油渍。

“过来。”他下令，就着电视的灯光检查我的瞳孔。猫咪的尾巴缠绕我爸的胳臂，愉快地呜呜叫。那只猫咪简直是披了毛皮的恶魔。

“跟我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爸问。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长达一百三十七米。”

“还有呢？”

“我晓得基里尔比你赚得多。”

“他让你留下多少？”

“一毛都没有。”我坦承。“但他请我吃了一个沙威玛三明治。”

“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比你赚得多。”我无话可说，他看起来得意扬扬，转头继续看电视。片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配音，连那个丰满的蛇蝎美女都粗声粗气地说话，听起来好像是个愚笨鲁钝、烟不离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一个下颚方正的男演员爬进冰箱，躲过了炸弹攻击。我希望这种科技已经传到车臣。

“克列斯提监狱即将改建成旅馆。”我说。

“又要改建？什么时候？”

“报上说等郊外的新监狱盖好就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