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1/2）

五点四十五分，伯爵手下的五名侍者已在各自的岗位上站好，而他也开始了每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巡视。他从餐厅西北角开始，对二十张桌子逐一进行检查，以确保每张桌上的每个餐具、每个盐瓶、每只花瓶都摆在了恰当的位置。

四号桌的一把餐刀被重新摆到和叉子平行的位置；五号桌的一只水杯从十二点的方向被挪到一点的方向；六号桌上一只留有口红印的酒杯被换走；七号桌上一把残留着肥皂印的勺子被重新擦拭了一遍，直到勺子表面可以清晰地反射出餐厅的倒影。

看到这一幕，你也许会想，当年拿破仑之所以在黎明到来之前巡视士兵队伍，仔细地检查他们的子弹装备，甚至军装等，是因为经验告诉他，战场上的胜利需要从擦亮士兵脚上穿的靴子做起。

但拿破仑许多伟大的战役通常只持续了短短一天，而且都是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拿戈尔斯基与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团来打个比方也许更恰当。在充分分析并领会了作曲家的意图之后，戈尔斯基会与乐团指挥紧密合作，对舞蹈演员进行培训，对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予以监督，然后在战役打响前几分钟，也同样要对他的部队进行一番检阅。但是等舞台上幕布一落，观众一散，这里却没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庆功游行。因为不出二十四小时，他手下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和技术人员又将重新集合起来，以同样完美的标准将同样的节目重新表演一次。而这正是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生活。这是一场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战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夜都会发生，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错觉。

到了五点五十五分，在确保餐厅的一切都已就绪之后，伯爵便会把注意力，也许是飞快地，转移到埃米尔的厨房来。从厨房门上那扇小小的圆形窗口望过去，伯爵能看见主厨的助手们都穿着新近漂洗过的制服，一个个已就位。他还能看见，火炉上正煨着调味酱汁，用于添加的配菜也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摆到盘子上端出去。那位众所周知脾气暴躁的主厨怎么样了呢？还有几分钟博亚尔斯基餐厅就要开门迎客，他是不是还在对他手下的员工、他的顾客以及他所有的伙伴满腹牢骚呢？

事实上，埃米尔·茹科夫斯基的每一天都开始于最灰暗的悲观情绪。从掀起被子往外看的第一眼开始，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他都会皱眉，因为他知道，肯定又发生了一件冷酷而丑陋的事。读罢早报，里面的消息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和担忧。到了十一点，他会站在路边，等着搭乘拥挤的电车，然后一边不住地念叨“这是什么世道”，一边任电车一路摇晃地把他载到酒店。

随着新的一天逐渐展开，埃米尔的悲观情绪才会逐渐被另一种情绪替代：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大约从中午开始，他一走进厨房，到他那些铜锅面前，他才觉得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它们挂在一只只钩子上，因在昨晚被精心擦洗过而闪闪发亮，仿佛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可能性。他走进冷冻室，把半只冻羊扛在肩上，然后走出来往肉案上一卸，发出“咚”的动听声响。在这一瞬，他的世界顿时增亮了一百流明 (13) 都不止。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当埃米尔听到切根菜的声音，闻到煎大蒜发出的香味，他也许会略微承认，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令人慰藉之处。然后就到五点半了，假如这时一切都已就绪，他可能会允许自己品一品做菜时用的红酒，虽然只是为了把瓶子里剩的那点酒清理掉；“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嘛；“不借债，也不放债”。到了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当第一份菜单被送进厨房，埃米尔心灵深处那从清晨开始的黑色幽默基调便转变成了乐观和自信。

那么，六点差五分时，当伯爵透过窗户往里看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埃米尔正将勺子伸进一碗巧克力奶油甜点里，然后抽出来把它舔了个干净。经过了这一确认，伯爵便转过身，冲安德烈点了点头。只见餐厅主管将门闩一推，便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大门打开了，伯爵则已经站到了他的岗位上（一号桌和二号桌之间），做好了准备。

到晚上九点时，伯爵将餐厅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今晚第一轮订座的客人已经顺利离开。菜单上得非常及时，点菜也按部就班。有四份羊肉差点煮过头，最后因为发现及时而得以幸免；总共开了不少于五瓶拉图尔葡萄酒；两位政治局成员被分别安排到两张规格完全相同的餐桌，而且，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规格也完全一致。安德烈刚把运输部的政治委员领到了餐厅另一边的桌子，好让后者离坐在这边的美国记者远一点。这时他突然苦着脸冲伯爵做了个手势。

“怎么啦？”伯爵走到主管身边问道。

“我刚接到通知，黄厅会有一个私人聚会。”

“多大的聚会？”

“他们没说，只说是个小型聚会。”

“那可以让瓦先科去。我替他照看五号桌和六号桌。七号桌和八号桌马克西姆可以替他看着。”

“可问题就在这儿。”安德烈说，“我们没法让瓦先科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指名要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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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厅的门前有个歌利亚 (14) 般的大个子正笔挺地站在那里，即使大卫见了此人恐怕也要犹豫再三。伯爵径直走了过去，大个子却似乎对周围的情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紧接着，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看到了伯爵的情况下，他的身子突然往旁一侧，熟练地把门打开来。

大都会酒店的私人聚会的包房门前有大个子守门，伯爵对此并不觉得惊讶。他惊讶的是餐厅里面的布置：绝大多数家具都已被移到餐厅边上，正中央的巨大枝形吊灯下面只留着一张双人桌。一位身穿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独自坐在那里。

尽管桌边坐着的人比门卫的身材小得多，衣着也考究得多，伯爵却感觉此君于残忍和暴力并不陌生。他的脖颈和手腕与摔跤手一般粗，头发剪得很短，从而露出了左耳上方的一块疤痕。看样子从侧面劈他的人原本是想让他脑袋开花的。此刻，这人看上去很从容，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勺子。

“晚上好。”伯爵说着鞠了个躬。

“晚上好。”那人一边微笑着回答一边把勺子放回到桌上。

“我能给您拿点喝的吗？这样您可以边喝边等。”

“没别的人要来。”

“哦。”伯爵说完，打算把多出的另一套餐具拿走。

“这些你不用拿走。”

“对不起。可您刚才说您没有在等别的人。”

“我是没在等别人。我等的是你，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

“来吧，”那人说，“请坐。”

伯爵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坐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以为伯爵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不知这位陌生人的来历，或者对他心怀恐惧。可其实，伯爵的考虑是出于礼数：他身上穿的是侍者的制服，就这么坐在桌子前似乎不合适。

“来吧，”陌生人友好地说，“你不会拒绝一位孤单的人邀你一同进餐吧。”

“当然不会。”伯爵答道。

尽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伯爵还是没把餐巾铺在腿上。

轻轻的敲门声响过之后，大个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瓶酒，看都没看伯爵一眼地走到桌旁，让那位陌生人过目。

主人把身体往前倾了一倾，眯着眼睛审视着标签。

“很好，”他说，“谢谢你，弗拉基米尔。”

其实弗拉基米尔徒手也能把酒瓶盖拧开，但他还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开瓶器，握在手里拧了拧，把瓶塞拔了出来。这一连串动作流畅得令人惊讶。接着，见主人冲他微微点了点头，他便把打开了的酒瓶放在桌上，然后退到了外面的走廊上。陌生人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举着酒瓶以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停在桌子上方，望着伯爵，问道：

“你不陪我来一杯？”

“非常乐意。”

陌生人替伯爵把酒倒上，他们都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陌生人把酒杯放回到桌上，说道，“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可我对您却一无所知。”

“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知道您是个能把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包下来独自进餐，而且在门外安排一位大个子为您站岗的人。”

陌生人笑了。

“很好，”说罢，他往椅背上一靠，“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

伯爵又仔细打量了这位东道主一番，他耸了耸肩。

“据我看，您应该四十岁左右，当过兵。我猜您当的是步兵，但战争结束时，您已经成了上校。”

“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上校？”

“作为绅士，判断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难道不是他的应有之责吗？”

“好一个应有之责。”上校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仿佛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你能猜出来我是哪儿的人吗？”

伯爵把手一挥，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对瓦隆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别人误认为是法国人，尽管他们彼此相隔不过数英里，而且讲的是同样的语言。”

“我觉得你说得也对。”上校承认说，“不过，我对你的猜测能力还是很感兴趣。我保证，你猜错了我也不生气。”

伯爵又抿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我几乎能肯定，你是东格鲁吉亚人。”

上校坐直了身体，一脸的喜不自禁。

“太棒了。难道我有口音？”

“从口音倒是听不出来。军队就跟大学一样，在那里，人的口音最容易变了。”

“那东格鲁吉亚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伯爵冲着酒指了指。

“只有东格鲁吉亚人，才会在还没开始吃饭时就来一瓶卡斯泰利葡萄酒。”

“因为他们都是乡巴佬？”

“不，因为他们想念家乡。”

上校又笑了。

“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这时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大个子推着一辆送餐车走了进来。

“啊，太好了。来了。”

见弗拉基米尔把车朝桌边推了过来，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作势要起身帮忙，可他的东道主却做了个手势，让他坐着别动。弗拉基米尔把圆餐罩揭开，从里面端出一只大浅盘子放在桌子正中间。放下之后，他便退出屋去，而上校则把刀叉拿了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啊，烤鸭。我听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烤鸭是别处没的比的。”

“你听说的没错。尤其要记得尝几颗樱桃，还有鸭皮。”

上校给自己切了一份，包括樱桃和鸭皮，然后替伯爵也切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