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喀涅的艺术（1/2）

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还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个早上八点或九点。

就是如此，他们说。就好像在歌剧舞台上，幕布已经掩上，杠子被拉了起来，一组布景被转移到屋梁上，与此同时，另一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片刻之后，幕布重新拉开，观众们会发现舞台已经从富丽堂皇的舞厅转换到了树木葱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几天发生的事陷入混乱。因为当那一页日历被撕去时，人们卧室的窗户并不会立即闪烁起一百万只电灯的光辉！那天父的凝视也不会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书桌前，然后出现在每个人的睡梦里；那一百辆黑色囚车的司机也不会立刻拧动钥匙，发动车子，然后一阵风似的冲上阴暗的街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相反，那些年就像万花筒一样转眼就过去了。

在那只万花筒的底部，随机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阳光照射下，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对称的神奇魔力，当你眯着眼往里看时，会发现里面的图案是那么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它看上去像是谁精心设计的一般。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轻轻转动，玻璃片开始移动，并构成一个新的图案。这个图案有另一套对称的形状，另一套错综复杂的颜色，以及另一种设计诀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

大都会酒店也一样。

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们从剧院广场穿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大都会酒店与记忆中的样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阶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门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健壮（尽管碰上有雾的天气，到了下午他便会感觉到髋部不适）。旋转门的另一边，小伙子们仍是那么热情，他们戴着同样的蓝帽子，随时准备将宾客的行李箱搬上楼（尽管现在他们的主管换成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对所有人的行踪都了如指掌的瓦西里仍然主管着礼宾服务台；他的正对面则是随时准备拿起登记簿并给顾客递上一支签名笔的阿尔卡季。在经理办公室里，那张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尽管他那位带着牧师般微笑的新助理经常会为了一丁点违反酒店规章的事，就跑过来打断他的白日遐想）。

广场餐厅里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汇的人），他们来这里喝咖啡，见朋友。而在宴会厅，昔日在此举行的集会已被国宴所代替，然而不变的是庄严肃穆的发言和姗姗来迟的宾客（只是不再有喜爱黄颜色的间谍躲在阳台后面朝里窥探了）。

那博亚尔斯基餐厅呢？

才两点，厨房里的人便已经忙得热火朝天了。年轻厨师们正围着木桌子紧张地切胡萝卜和洋葱，副主厨斯坦尼斯拉夫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熟练地给鸽子肉剔去骨头。主炉上，八个炉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热着各种酱、汤和炖菜。糕点师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团一样，浑身沾满了面粉，他正要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抽出两盘烤好的奶油蛋卷来。而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主厨埃米尔·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时审视着每一位助手，指挥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是一支交响乐队，那么埃米尔就是它的指挥，他的切菜刀则是那根指挥棒。那把刀，宽两英寸，从头到尾足有十英寸长。他总是刀不离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时够得着的地方。尽管厨房里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尔却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长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决的任务。他能用它剥兔子皮，削柠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他还能用它翻煎饼，或者搅拌汤水，甚至还能用这把刀的刀尖来掂量一匙糖或少许盐的分量。然而对他来说，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比画。

“你，”他会挥着刀尖对调味汁厨师说，“你不把那锅汁煮干不罢休是吧？你煮这锅东西打算干什么呢？是用来铺路，还是用来写路标啊？”

“你，”他会对厨案最远端那位做事一丝不苟的新学徒说，“你在那儿干吗？你切这点香菜的时间别人用来种香菜都够了。”

而在春天的最后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那天，埃米尔原本在剔羊颈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朝厨案对面望去。

“你！”他用手里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说，“那是什么？”

这个身体瘦高的爱沙尼亚人，对他师傅的一招一式都做过精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从手中的鸽子肉上抬起来，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个是什么，先生？”

“你吹的是什么调儿？”

说实在的，当时斯坦尼斯拉夫的脑子里的确响着一段旋律。那是昨晚他路过酒店的酒吧时听来的，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来。现在，面对眼前挥舞的刀尖，他却怎么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说不准。”他坦承道。

“说不准？刚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吗？”

“是我，先生。刚才应该是我在吹口哨。我敢向你保证，那只是段小曲而已。”

“只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我知道小曲是什么意思！但谁给你资格在这里吹口哨？中央委员会派你担任小曲吹奏委员会的政委了吗？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勋章吗？”

埃米尔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里的刀往厨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两半，仿佛同时把那段旋律从斯坦尼斯拉夫的记忆中永远地斩离了出去。接着，主厨又抬起他的刀，刀尖冲外，但还未等他开口，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和外面整个世界隔离开的大门被人推开了。是安德烈，他一贯准时，手里拿着本子，眼镜则架在头顶上。埃米尔像刚刚打过一场仗的强盗，把手里的刀插在腰间的围裙结后，期待地往门口看去。片刻之后，门果然又开了。

再轻轻转一下万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个全新的图案。行李服务生的蓝帽子，这个小伙子戴完，又交给那个小伙子接着戴；金丝雀一样耀眼的贵族制服被搁到箱底藏了起来；红色的旅游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称；而从埃米尔那扇双开弹簧门外走进来的则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

一分钟后，埃米尔、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厨房的那间小办公室的桌子旁。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三巨头”每天两点一刻都会在这里碰面，决定这家餐厅的员工、顾客、鸡或是西红柿的命运。

安德烈宣布开会的习惯性动作是把他的老花镜往鼻尖上一搁，然后翻开他那个小本子。

“今晚没有人预约包间，”他开始说道，“但外面的每一张桌子都订满了，每桌都是两位客人。”

“啊，”埃米尔像一位酷爱以寡敌众的指挥官一样狞笑着说，“你总不至于催人家快点吃完吧，嗯？”

“当然不会，”伯爵说，“但我们会确保他们能尽快拿到菜单，并且尽快开始点菜。”

埃米尔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伯爵冲餐厅主管问道。

“没什么特殊的。”

安德烈将本子转了个个儿，让他的领班自己过目。

伯爵指着订座客人的名单逐个看了一遍。正如安德烈所言，没什么特殊的。运输委员会的委员最讨厌美国记者；德国大使又最讨厌运输委员会的委员；而没有人不讨厌“格别乌 (3) ”的副局长。更棘手的是，第二轮订座的人当中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同时请客。这二人都刚刚进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厅里最好的桌子安排给他们问题也不大。关键在于，他们两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须完全一致，甚至两张桌子的大小以及离厨房门的远近也必须一样。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坐在餐厅正中花饰（今晚摆的是鸢尾花）的两侧，一边一桌。

“你觉得呢？”安德烈拿着笔问道。

伯爵把他的建议说了出来。正说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斯坦尼斯拉夫端着一碗汤和一盘菜走了进来。

“你们好，先生们。”副主厨带着友好的微笑冲安德烈和伯爵说，“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

“是，是，”埃米尔阴沉着脸说道，“知道了，知道了。”

尽管埃米尔挥着手让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带着歉意地把碗和盘子放在了桌上。他一走，主厨便向他拿来的那些东西做了个手势。“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羊颈脊肉蘸红酒酱汁。”

桌上有三只茶杯。埃米尔把汤舀到其中的两只杯子里，给他的两位同事品尝。

“很好。”安德烈说。

埃米尔点了点头，然后冲伯爵转过身来，抬了抬眉毛。

去皮黄瓜熬成的浓汤，伯爵心想道。有酸奶，当然。少许的盐。小茴香放得没他想象中那么多。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东西同样能给人以夏天的感觉，只不过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问道。

主厨脸上露出了甘拜下风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 (4) ”

“吃羊肉用的作料嘛。”伯爵赞赏地补了一句。

埃米尔再次点了点头，然后，他抽出插在腰间的菜刀，从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两片在他两位同事的盘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迭香和面包屑裹着，味道又香又嫩。主管和领班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赞叹。

如今，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又能找到带标签的葡萄酒了。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委员会的某位成员，因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国大使买一瓶波尔多却未能如愿（毕竟谁都知道，除了体积庞大，龙在暴怒时扭起脖子来跟小毒蛇没什么区别）。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吃羊肉该喝什么酒。

“如果有钱的话，一八九九年的拉图堡葡萄酒。”

主厨和主管都点了点头。

“如果没那么多钱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罗纳山庄的了。”

“太棒啦。”安德烈说。

埃米尔又把刀拿了起来，他指着羊架上的剩余部分，郑重地对伯爵说：“告诉你手下的那帮小子，我做的羊肉从来都是三分熟，谁想吃七成熟的，让他到食堂吃去。”

伯爵表示理解并愿意照办。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尔也把他的刀擦干净。当他们推开椅子打算起身时，伯爵却待在原地没动。

“先生们，”他说，“散会之前，我还有一件事。”

主厨和主管见到伯爵脸上的表情，把刚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来。

伯爵透过窗户往厨房看了看，确定所有人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这才把那个从门下塞进他屋子的信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他将信封里的东西往埃米尔那只没用过的茶杯里倾倒，泛着红色和金色光泽的细粉连成丝倾泻出来。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

然后，埃米尔重新坐了下来。

“太棒啦！”他又称赞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吗？”安德烈问道。

“当然可以。”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来回晃了晃，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动作轻得几乎没发出任何声响。

“够了吗？”

全程盯着它从信封里倒出来的主厨根本无须看第二眼。

“绝对够了。”

“我们还有茴香吗？”

“储藏柜最里头还有几蔸。把外面的几层叶子扒掉，剩下的还能用。”

“橙子的事有回音了吗？”伯爵问。

主厨阴沉着脸，摇了摇头。

“我们需要多少？”安德烈问。

“两个。也可能是三个。”

“我想我知道哪儿能弄到。”

“今天就能弄到？”主厨问。

安德烈从他的马甲兜里掏出怀表，握在掌心里看了看。

“如果走运的话。”

这么短的时间里，安德烈上哪儿去弄三个这样的橙子呢？别的餐厅？只收硬通货的特殊商店？还是哪位官居高层的餐厅老主顾？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红花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这样的问题从好几年前开始人们就不再问了。只要说一句，藏红花粉已经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够了。

三位“密谋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安德烈把眼镜又架回到头顶，埃米尔转过身来对伯爵说：“你就尽可能快地把菜单递到他们手里，然后立刻帮他们点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那好，”主厨最后说道，“我们十二点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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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从博亚尔斯基餐厅离开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轻快。事实上，他浑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里沙，”经过行李员身边，伯爵问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楼梯上走，花瓶里插着一束两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 (5) 。”他又对一位身穿淡紫色衬衣的年轻可爱的小姐说道（她正在等电梯）。

伯爵的心情这么好，肯定与温度计上的读数有关。在刚过去的三周里，气温升高了25c。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进程被重新启动。而这些进程的高潮便是，黄瓜汤里有了薄荷的清香，电梯门旁有淡紫色的衬衫，大中午的有人送来两英尺高的卷丹。他的脚步如此轻快，还因为他下午与人有约，而且半夜要与另一个人幽会。可让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却是埃米尔给他的那两句“太棒啦”的称赞。这种事在过去四年中也就发生过一两回。

伯爵路过大堂时，邮件室新来的伙计从窗口里朝他挥了挥手，伯爵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对方，又同刚放下电话的瓦西里打了声招呼（他准是又替谁弄到了两张早已被抢购一空的演出门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我看你忙得很啊。”

瓦西里冲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此刻的大堂人头攒动，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前的那段鼎盛时期。可突然，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他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行李值班台上也传来了三阵铃声，还有一个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好嘛，这个词可有些年头了。

伯爵年幼时生活在圣彼得堡，那时，人们还很少听到这个词。即使有人说，也是偷偷摸摸地，要么在工厂厂房的后面，要么在小酒馆的桌子底下。你偶尔也能在刚印刷出来但还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干的传单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俄语中最为常用的词语。

“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正因为有了这一语义丰富的词，俄罗斯人终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节、陈腐过时的头衔、无聊透顶的习惯用语，甚至他们的名字。区区一个词语便能称呼所有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敌人还是朋友，你还能在欧洲别的地方看到这种事吗？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声，这次的口气显得更加急切。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惊。他转身一看，发现是邮件室窗口里那位新来的伙计。

“哦，你好啊。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年轻人？”

这位老兄听了伯爵的问话有些不解，他一直以为说这话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您有一封信。”他解释道。

“我的？”

“对，同志。昨天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