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约定始于过去（2/2）

他那天晚上没有走，两天后教会的史蒂夫来载他回阿克灵顿。他们出发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手忙脚乱地打点行李、百果馅饼和礼物，还没有道别，于是我跳上我的路虎车追他们，就在山坡的红绿灯处赶到他们车后时，红灯忽然亮了，他们走远了。

隔天爸爸走了。

我开车去阿克灵顿的看护中心，爸爸在他的房间入殓，胡子刮了，打扮得干净利落。是经营看护中心的内丝塔亲自为他整理的。“我喜欢做这些，”她说，“这是我的方式。陪他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茶。”

英格兰北部有个传统，用很小的杯子上茶是为了表示尊敬。身材高大的内丝塔回来时端着一套过家家用的茶具，方糖夹只有眉钳大小。她在唯一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爸爸的灵榻上。

“你得去见验尸官，”她说，“你没准毒害了他。”

“毒害我爸？”

“是啊，用百果馅饼。医生叫他不要出远门——他好生生地去你那儿——回到这里突然就走了。都是哈罗德·希普曼不好。”

哈罗德·希普曼是那一连串的恐怖医生中最近的传说，他杀害了大量老年病人。但爸爸不是他杀的。

“我是说，”内丝塔说，“他们现在什么都检查。我们得等验尸官归还遗体后，再给你爸下葬。我跟你说，哈罗德·希普曼可把我们所有人给毁了。”

她添茶，朝着爸爸微笑。“看看他。他和我们在一起呢。你感觉得到。”

验尸官归还了遗体，但黑色喜剧时刻尚未结束。爸爸有一块墓地，葬礼后我们来到墓园，而我用来支付打开墓盖的支票还没到账。墓穴已备妥，但墓园想要现金。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询问该怎么做。一位先生开口向我说明最近的取款机在哪里。我说：“我父亲在外面的棺材里。我不能离开去找取款机。”

“这个嘛，我们通常一定要预先付款的，因为一旦落葬，就算家属跑了，也不能把人再挖起来呀。”

我努力要他们相信我不会溜走。所幸我手提包里带了一本《橘子》——本打算放进爸爸的棺材，但我改了主意。这本书起了些作用，他们其中一人还看过书改编的电视剧，所以……他们搪塞一番之后，现场同意收下另一张支票，躺在柳木棺材里的父亲得以被放进与第二任妻子合葬的墓穴中。这是他的心愿。

温特森太太躺在较远的地方。独自一人。

是时候回法院了。“你闭上嘴就好。”苏茜说。

法院经理看上去轻松许多。法官已授权他为我确认我母亲的年龄，但不能告知出生日期。她当年十七岁。因此，关于这个，温特森太太说了实话。

我带苏茜去我们沃特街二百号的房子，布莱克本路的以琳教会，还有图书馆，遗憾的是如今大批馆藏图书都不见了，包括英国文学a至z。

和英国大部分图书馆一样，书籍现在已不如电脑终端机和cd借阅重要。

后来我们驾车回曼彻斯特，途径布莱克利，我母亲曾在此居住。她现在还在这儿吗？公交车站上的那个女人是她吗？

温特森太太告诉我她死了。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家领养机构消失已久，这下又有一份陈腐的文件要找了。我给新机构去电，结结巴巴、含糊不清地报上自己的详细资料。

“您的姓名是？”

“珍妮特·温特森。”

“不，要的是您出生时的姓名。那会是我们档案里的那个名字，不是温特森。您是不是写过那本《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噩梦，噩梦，噩梦。

我交给他们去处理档案，自己定下心来查看家谱网站。

我对保存记录极端不感兴趣。我会烧掉正在写的作品，烧掉日记，销毁书信。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文稿被卖到得克萨斯，也不希望私人文件变成博士论文。我不懂他人对族谱的执迷。但以前我不会懂，不是吗？

网站搜寻结果让我相信，在我被领养之后母亲结过婚。我的出生证明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否一起展开了新生活，有了崭新的开始，还是她被卷入了与另一个人的共同生活。

无论实情是哪一种，我对她嫁的那个男人立刻生出一种没来由的反感，并祈祷他不是我父亲。他的姓名是个类似皮埃尔·k金那种法语化的荒谬名字。

后来我松了口气，我发现他和我母亲婚后不久便离了婚，他在二〇〇九年去世。

但我还发现我有个弟弟，至少是同母异父的弟弟，最好还是别对那个爸爸太不客气，他可能不是、也可能是我爸爸。

他们出于什么原因把我送走呢？一定是他的错，因为我不能归咎于她。我一定得相信母亲爱我。这很危险。这可能是一种幻想。如果我曾是有人要的，为什么六周后就没人要我了？

我想知道，我对男性的诸多否定是否与这些遗失的开端紧密相关。

我现在对男性的看法不再那么消极，这是我在发疯时期又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我认识的男性都对我很好，我觉得自己可以信赖他们。我内心的变化不只是在某种特定想法上有了变化；我对所有人的苦难与匮乏生出一种更广泛的同情，无论男女。

但不管是新的珍妮特·温特森还是以前那个——我都对母亲的丈夫感到愤恨。我想杀了他，尽管他已经死了。

领养机构没有消息。我必须对自己大喊，过后才能再打电话过去。拨号码让我缓下来，也让我喘不过气。

他们都很亲切——对不起——他们弄丢了我的电话号码。噢，我不能看文件，但我的社工可以，只要她确保不告知我任何关于温特森夫妇的资料。我认为这是一条奇怪的规定，尤其是现在他们两人都过世了。

里亚写信过去，请求调阅文件，当时我的生日到了，当时我也已经失去了母亲进一步的线索，因为女人会改变姓氏。她有没有再婚？她健在吗？

这使我很忧虑。做了这么多努力，可她或许已经死了。我一直相信她死了……温太太的故事。

我和苏茜在我生日当天飞往纽约市。苏茜说：“我觉得你知道如何去爱。”

“是吗？”

“但我觉得你不知道如何被爱。”

“什么意思呢？”

“女人大多能够付出——我们被训练成这样——但大多数女人很难接受别人付出。你为人宽厚又善良，否则无论你多有才智、多了不起，我也不会想和你在一起。但我们的冲突和困难都围绕着爱而生。你不放心让我爱你，对吗？”

是……我是错误的婴儿床……这件事也会和其他事一样出错的。我内心深处如此认为。

对于爱的功课，我现在必须做的，是相信我的生命终究会好的。我无须独身一人。我无须为一切抗争。我无须对抗一切。我无须逃跑。我可以留下，因为这是我被给予的爱，理智、坚定而稳固的爱。

“假如我们不得不分开，”苏茜说，“你也会知道你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

你是有人要的，你明白吗，珍妮特？

里亚住在利物浦，我和她约在那里碰头。她来到我下榻的酒店，又带来一封信，我感到一种熟悉的口干舌燥、心跳加速。

我们倒了杯喝的。信封里又有一张老旧的表格。

“嗯……”里亚说，“完全合格的工人阶级——你爸爸是个矿工！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瞧，有人用铅笔写在背面。他热衷运动。当年二十一岁。黑发。”

不是皮埃尔·k金！太好了！

我想了想自己的身形。我身高仅五英尺整——遗传规律就是女儿不会长得比父亲高，所以我在身高方面已尽全力。

我上身健壮，这种体格生来就适于爬进低矮的隧道，拉着煤车到处跑，操作沉重的手持工具。我可以轻易地抱起苏茜，原因之一是我常上健身房，也因为我的力量比率集中在上半身。我的胸腔常出问题……矿工的遗传。

我在想一九八五年，《橘子》出版那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永久地挫败了全国矿工工会。我爸爸当时是不是也在罢工纠察线上？

表格上终于有了我母亲的出生日期——她是射手座，我爸爸也是。

表格上写明了送养原因。我母亲手写道：“有父有母对珍妮特（ ja）更好。 ”

我搜索家谱网站时得知，她的父亲在她八岁时过世。我还知道，她有九个兄弟姐妹。

有父有母对珍妮特更好。

所以我是珍妮特（ja）——与珍妮特（jeate）相差无几——温特森太太将它改得法语化了。是啊，她是会这么做的……

“我不可以告诉你太多温特森夫妇的资料，”里亚说，“这里的信息都是保密的，不过有几封温特森太太的来信，她说希望能领养婴儿。还有拜访过他们的社工写的字条，报告说室外厕所清洁、情况良好……另外一张小纸条写的是你未来的爸爸妈妈‘称不上现代’。”

我和里亚捧腹大笑，那张纸条写于一九五九年。他们当时就不现代，又怎么可能跟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还有别的，”里亚说，“你准备好了吗？”

不。对此我全无准备。我们再喝一杯吧。就在这时，与我相识的一位戏剧导演走了进来，她也住这家酒店，很快我们三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真希望我是那种动画人物，手中的锯子钻出地板，在我椅子周围锯上一大圈。

时间流逝。

你准备好了吗？

“还有一个婴儿……在你之前……一个男孩……叫保罗。”

保罗？我圣洁而隐形的兄弟保罗？他们本能领走的那个男孩。他绝不会把玩偶淹在池塘，也不会在睡衣袋里塞满西红柿。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我们是不是回到了原点？我发现的那张出生证明实际上是保罗的？

里亚不知道保罗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张不准我看的温特森太太写的纸条，她表达了大失所望，解释说已经买好保罗的婴儿服，再买不起一套新的了。

我几乎明白过来，温特森太太期望领个男孩，因为那些衣服她浪费不起，我就可能被打扮成男孩……所以我不是以珍妮特（ja）的身份开启人生的，也不是珍妮特（jeate），而是保罗。

噢不，不，不，我以为我的人生都是关乎性取向和女性主义等等等等……结果我的是个男孩。

别问丧钟为谁而鸣。

对于一切的这番荒诞解释极为幽默，使我对母亲和我身份的所有感受瞬间变得欢乐，而不再可怕。人生是荒谬的。混乱的疯狂的人生。我在脑中诵读安妮·塞克斯顿 [5] 的诗，她一九七五年的诗集《划向上帝的庄重航程》中的最后一首。题为“划行终结”。她与上帝同坐，而后……

“开始吧！”他说，于是

我们蹲在海边岩石

接着——这会是真的吗——

打起扑克来。

他叫牌。

我赢了，因为我拿到同花大顺。

他赢了，因为他拿到五张a。

一张万用牌已确定

我却没有听到

只因他抽牌发牌时

我满心敬畏。

当他甩出五张a

我正得意地坐看同花大顺，

他笑了起来，

笑声如圆环从他口中滚滚而来

滚入我口中，

他笑得朝我弯下腰

为我们两人的胜利笑成一片欢声歌唱。

然后我笑了，多鱼的码头笑了

海笑了。岛笑了。

荒诞笑了。

最亲爱的庄家，

手持同花大顺的我，

如此爱你，因你的万用牌，

那难以驯服的、永恒的、发自肺腑的哈哈大笑

以及幸运的爱。

以及幸运的爱。是的。始终如此。

苏茜告诉我，母亲们对男婴所做的一切都不一样，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和他们讲话。她认为，如果温太太在等待领养的漫长过程中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接受男孩，那么当她得到女孩时，是无法改变内心状态的。而我对所有信号都敏感，因为我正设法在经历失去后继续存活，我会设法协调被给予的与被要求的东西。

我想说，我认为身份认同或性别认同并非以这种方式确立，但它会成为我身上所发生一切的影响因素也说得通——尤其是温特森太太一定对我们两个有不少混淆。

她总是哀叹我短裤不离身——但又是谁在一开始把短裤套在我身上的呢？

这些新信息让我感到解脱，但寻找生母的事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个朋友，他的大脑装载着最复杂的解谜填字游戏，而且他热爱电脑。他决心为我找出族谱，花了大量时间登入家谱网站系统搜寻线索。他把男性亲属定为目标，因为男人不会改姓。

最终他命中靶心——我的一个舅舅。他利用选民名册找到他的地址。接着他又追查到电话号码。我花了三个星期排练那通电话。我必须编个掩饰用的故事。

一个周六早上，我的心跳动得像只垂死鸟儿，我拨通电话。一个男人接了。

我说：“您好——您不认识我，不过您的姐妹和我母亲曾经非常亲近。”

嗯，这是实话，不是吗？

“哪个姐妹？”他说，“安还是琳达？”

“安。”

“噢，安啊。您刚才说您贵姓？您是想联系她吗？”

我母亲还活着。

我放下电话时的感觉糅合了欢欣与惧怕。温特森太太说了谎，我母亲没有死。但这就意味着我有个母亲。我全部的身份认同都围绕孤儿出身而建立——并且还是个独生女。而现在我有这么一群舅舅阿姨……谁知道会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呢？

我决定给安写封信，寄给那位舅舅转交。

约莫一周后，我的手机上收到一则未知号码发来的信息。标题是“亲爱的女孩”。我以为是一家俄罗斯伴游公司发来的，打算删除。自从有位同事的电脑被偷，我就一直收到波罗的海美女征婚的疯狂信息。

苏茜一把抓过电话。“如果是安发来的呢？”

“肯定不是安！”我打开信息，问题在于那些波罗的海美女都用这样的话开头，“真不敢相信是你……”，这则信息也是。

“你要我打这个号码吗？”苏茜说。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

苏茜拿着我的电话走下楼去，我做了每次自己难以承受时会做的事——径直去睡。

苏茜回到楼上，看到我在打呼。她把我摇醒：“那是你母亲。”

几天后，有一封信寄来，附有一张我三周时的照片，我觉得看上去相当忧愁。苏茜说所有婴儿看上去都很忧愁，能怪我们吗？

信中她告诉我她在十六岁那年怀孕的事情——我父亲头发乌黑发亮——她在一所未婚母子之家照顾我六周后将我送走的经过。“那太难了。而我身无分文，也无处可去。”

她对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这样的我，经由温特森太太，以为一切都是秘密：书籍和爱人，真正的名字，真正的人生。

然后她写道：“我一直是要你的。”

你明白吗，珍妮特？你一直是有人要的。

[1] 磅和盎司均为重量单位。1磅≈045千克，1盎司≈003千克。

[2] 古北欧人使用的字母和文字，神秘晦涩。

[3] 大脑中复杂的神经和网络系统，控制基本情感和欲望。

[4] 引自《离去》（the gog ）。

[5] anne sexton（1928－1974），美国著名诗人。1967年凭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