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2/2）
南奇仍旧不怎么抱怨，因为能做受他俩信任的调解人让她备感荣幸，她也知道凯伦太迷糊，没法为自己理性行事。要是凯伦爱上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她就能更了解基本规则；但困境就在于，她和一个孩子般的商业大亨旋风般地陷入情网，而他想独占两个女人的爱情——每次他和一个在一起，对另一个的自尊就是双重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明显是在表明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履行对妻子和家庭的责任。南奇知道节假日时凯伦尤其沮丧：虽然海夫纳通常和凯伦一起在芝加哥过圣诞，他却在花花公子西宫和芭比一起参加盛大的元旦除夕派对。南奇很确信，休·海夫纳就算不和芭比·本顿，也会和另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总是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享受求爱的过程，而且总会同时被两种类型的女人吸引：像芭比·本顿那样健康的神采飞扬的“好”姑娘，以及凯伦代表的胸大性感的“坏”女孩。南奇知道，和海夫纳在一起的情形凯伦是无法忍受的；他永远不会娶她，最近她还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冀，她的不安全感所需要的个人承诺，他甚至在表面上也不能给她。现在，最近这次海夫纳和保镖来她的公寓之后，南奇·海特纳几乎对凯伦没完没了的肥皂剧耗尽了所有耐性。她同情凯伦，但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海夫纳床侧的女人是没有未来的；凯伦尽管不时悲伤落泪，也点头同意，允诺马上结束这段感情。
两个姑娘聊了好几个小时，凌晨2点离开公寓，准备在附近四把火酒吧更欢快的气氛里再喝最后一杯。但当她们两个小时后回到公寓时，她们看到海夫纳的汽车在街上巡弋；海夫纳一瞥见她们，就从车中跳出来张开双臂向凯伦跑去。凯伦在南奇旁边停住了，悄声咒骂了一句；但当他满眼是泪地靠近她，手臂向她伸出，凯伦突然向前抱住了他也开始哭泣。当这两人紧紧抱着对方倾诉柔情时，南奇转过身去；当海夫纳带凯伦走向轿车打开的车门，南奇·海特纳爬上她家公寓的楼梯。
第二天，海夫纳向凯伦保证，她听到的那通有关阿斯彭假期的电话不是打给芭比·本顿，而是打给他女儿克里斯蒂·海夫纳的。这多少缓和了凯伦受伤的感觉，虽然实际上比起芭比·本顿，她几乎更不喜欢海夫纳那个加入了Φbk协会 [168] 的女儿。克里斯蒂和朋友从大学过来玩儿时，凯伦见过她几次，而且她最近无意听到克里斯蒂的男朋友轻蔑地说海夫纳“纳妾”，让她很不舒服。凯伦也听说，海夫纳的女儿和芭比·本顿在洛杉矶相处得很好，有一次在贝弗利山一起购物狂欢，这让凯伦在这个敏感时期更没有安全感。但是休·海夫纳没表现出任何迹象，至少没对凯伦表现出他可能受到女儿对他女人评价的影响；而且他提议他们一起去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短期旅行，让她欢欣鼓舞。对凯伦来说，芝加哥的这个冬天漫长而寒冷，她期待能有几天躺在太阳下。
和几个凯伦喜欢的海夫纳的朋友一起，去阿卡普尔科的这趟旅行暂时缓解了前几个月的骚乱；海夫纳给了他最珍贵的礼物——他的时间，在接下来那几个光辉灿烂的日夜里，她在他身边纵情享受，希望永远都像现在这样。但是温暖的户外和静谧的夜，对海夫纳没有太大吸引力；一周之后，以办公室有问题需要他马上处理为由，这位不耐烦的出版商准备提前离开，并且说服凯伦，和他朋友一起留在这里过周末。
去机场的路上，凯伦在车后座紧紧挨着海夫纳，喃喃地问什么时候他们再见面。他含糊地回答后，她执意要他说具体一点，想知道他的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但是他仍旧执拗地闪烁其词、拒人千里——好像他已经在飞机上了，在好几英里远的地方，触不可及。当她和他臂挽臂穿过拥挤的航站楼，走向炫目的跑道，花花公子飞机正等在那儿，她感觉越来越焦虑；然后，和他吻别前她又试了一次，想从他那儿探出对她迫切问题的直接回答——这时候，猝不及防地，他狂暴地把带着的硬皮公文包，用力高高地向飞机猛掷过去。公文包重重砸在地上，向前跳出几英尺远，海夫纳向它猛冲过去，就如同灵缇犬在追逐机械兔子 [169] ；追上后他双脚跳上去，上上下下跺了好多次。他的飞行员惊愕地看着，几群晒得黝黑戴草帽的游客也停下脚看，凯伦·克莉丝蒂吓坏了，向他跑去；但跑到之前，他已经奇迹般地恢复平静，狂风骤雨般的爆发在几秒钟内就释放完毕。他从公文包上下来时，看起来既不尴尬，甚至也像不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整理了一下有点破破烂烂的包，和凯伦吻别，然后一刻不再耽搁，他走上金属梯子进入机舱。
那天晚上，他从旅馆给凯伦打电话，说如果吓到她了很抱歉，他一切都好，承诺一解决完遇到的问题就通知她。几天后通电话时，凯伦说想去得州拜访亲戚，他很支持，甚至在她拜访结束后，要花花公子飞机从洛杉矶飞往达拉斯，和她一起回芝加哥。这在他是个豪爽的举动——从洛杉矶经停达拉斯到达芝加哥，基本不是他喜欢走的笔直航线，他还说很高兴见见送她到达拉斯飞机场的叔叔、姑姑和其他亲戚。
海夫纳信守承诺，尾翼上印着白色兔子标志的黑色dc-9降落在新建的达拉斯——沃斯堡机场；当这架不寻常的飞机在白色航站楼观景台前慢慢停下时，几百个人——旅客、票务员、行李搬运工、卫生间侍应生、戴着高顶宽边呢帽面色红润的男人、抱孩子的女人、背着吉他长头发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突然转过头去，透过俯瞰整个飞机场的巨大窗户向它行注目礼。
这架飞机是唯一一架漆成黑色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正是为了独一无二，海夫纳才选的这个颜色；登机梯降下来机舱门摇开后，海夫纳立即独自出现在最高那层台阶上，他的头发和丝绸衬衫在微风中摆动，那一大群沉默的脸庞从巨大的窗玻璃后面向下盯着他看，他锐利的黑眼睛也注视着他们。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到过得州了。1944年夏天他第一次拜访得州，是乘去往胡德营 [170] 的部队火车来的——那时他是一个瘦削的18岁高中毕业生，同学投票选出班里日后会发达的人时，他排名第三。现在，47岁的他来带走得州最曲线玲珑的金发美女，见她的亲人，而且在不打算结婚的情况下带她去芝加哥——这一举动早些年定会激怒她的亲属，招来子弹。
海夫纳走向航站楼，保镖们在数步之外跟随，他发现凯伦戴着草帽微笑着在舷梯上向他挥手。凯伦穿着木底鞋，修身的裙子和不怎么引人遐想的t恤，她从人群中挤出来向他打招呼，把他介绍给同住在伊格尔山湖畔小屋里的亲戚。有她的叔叔婶婶、三个堂亲、两个身材瘦长十几岁的继弟弟、20岁的妹妹邦妮带着哭叫的1岁婴儿，还有邦妮的丈夫，一个从东京基地回来度假的空军中士。
海夫纳取下烟斗和他们握手微笑谈话；一个摄影师走过来时，海夫纳同意和这群人拍照。其间他飞机上的朋友——戴金徽章穿开领衬衫的男人，穿着闪闪发光紧身黑制服的兔女郎空姐，还有一个戴羽毛帽、抱着卷毛小狗的拉页模特——走上了跑道，看起来有些不耐烦，抬头看向人群；海夫纳结束和凯伦亲戚的闲聊，挽着她的手臂走向飞机。
人群没有移动，引擎启动时继续看着；当黑色的飞机变成远方天空中一个小点，他们还站在那里注视。
离开芝加哥的日子里，凯伦建立了更强的自我意识，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宅邸的日常生活。约翰·丹蒂不在，让她失去了海夫纳不在时唯一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男性朋友；海夫纳在的时候，繁忙的商务会议和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个人问题也占据了他全部心神，这让一种不寻常的隐忍，甚至阴沉的氛围弥漫在芝加哥宅邸里。凯伦回来几天前，波比·阿恩施泰因在宅邸外被捕，罪名是，早前和男友还有其他年轻人共谋，从佛罗里达州偷运了半磅可卡因到芝加哥。被捕那天从她手包里搜出各种药品，包括一点可卡因。交了4500美元保释金出狱后，她的名字和照片在全国报纸头版频频出现，而且它们还暗示海夫纳、他的随从以及宅邸员工涉嫌吸毒，甚至也许非法买卖毒品。尽管海夫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坚定地支持波比·阿恩施泰因，帮她付律师费，过多的曝光率还是让他心烦，尤其是他相信，宅邸里用过的毒品可能还没有美国一般校园宿舍里多。
毒品调查还不是海夫纳这段时间唯一的烦恼：一个没被人事部门晋升的黑人员工指控《花花公子》种族歧视；海夫纳被列入“黑名单”后，最初由尼克松白宫发起的国税局调查变得更严厉；不断有报告表明花花公子股票下跌，酒店经营和其他附属项目亏损显著。突然，经过多年惊人的盈利、极端的快乐和对环境显而易见的掌控，海夫纳的根基似乎开始动摇了；虽然凯伦·克莉丝蒂很愿意留在他身边，只要她觉得在他的世界里有个真实的位置，但此时她确信自己留下来太傻了。她只是他最荒唐的那一部分，勾起他想象力的小道具。尽管她知道这很可笑，但她23岁时就已感觉垂垂老矣，变成了一个偷听他打电话的泼妇，一个他轻易就能替换掉的床伴。已经有一个兔女郎空姐告诉她，飞机到达拉斯的前一天，海夫纳在洛杉矶是和那个抱卷毛狗一起坐飞机来的拉页模特过的夜（芭比·本顿因音乐事务不在城里）；虽然凯伦没天真到期待海夫纳的性忠诚会持续一周以上，但她不再想遵守他的期望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了。在达拉斯有个她认识甚至私下约会过的年轻人。她相信外面的世界还有其他她乐意见见的男人。所以，加上她兔女郎朋友南奇·海特纳的频频鼓励，凯伦·克莉丝蒂最终决定整理行李，不通知海夫纳，永远离开宅邸。
让她的东西通过保安不是个小问题，但她最后想出一个方案，让她能把财产寄到达拉斯，而不让房里任何可能告诉海夫纳的人警觉。她向女佣和管家解释说，她想把一些不要的衣物寄给得州的穷亲戚，她在硬纸板箱里一点点打包了她的皮草、首饰和一大橱海夫纳送她的衣裙和睡衣。在两周内她寄了30多个箱子给她在达拉斯的姑姑，并设法把她的白色林肯车交给一个她知道可以信任的前兔女郎；然后某一天趁海夫纳在洛杉矶时，她让司机驾车载她去拉什街上最喜欢的时装店购物。
司机和保镖坐在车里等，凯伦走进商店，在一个她认识的女售货员的帮助下，从后门逃到临街，叫来一辆出租车，带她到两个女性朋友和车等着的地方。其中一个是南奇·海特纳，帮凯伦一起开长途车到达拉斯，她们用了16个小时，途中用中枢神经刺激剂保持清醒。离芝加哥很远后，凯伦暂时停下来，用路边的电话亭和波比·阿恩施泰因道别，解释说她只是不能再在宅邸待着了。
波比·阿恩施泰因把信息转达给在洛杉矶的海夫纳，他愤怒焦躁，之后一周不断给凯伦打电话，试图说服她回来。尽管她希望保持朋友关系，同意时不时去洛杉矶看他，但她告诉他自己再也不会回芝加哥了。她刚在达拉斯弄到一间小公寓，在当地一家机构做模特，还在和先前在达拉斯遇到的一家电脑公司的年轻主管约会。虽然继续开她的白色林肯，她已经用不着皮草和昂贵的首饰了。她脖子上不久就会戴上新男友送的金链子；上面挂着一个14克拉钻石的价标，上面印着“已售”。
1974年11月，联邦法庭裁决海夫纳的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有罪，她共谋将半磅可卡因带到芝加哥，被判15年监禁——对那些实际谈判执行这宗交易的男性共谋者最严厉的惩罚，都比她少五年。联邦探员监视她个人，也在她男友罗恩·沙夫电话里安装了窃听装置，知道她了解且赞成他的活动，而且自己也吸毒——这笔交易成交时，还和他一起去了迈阿密，但是她的律师坚称，她主要只是“坐车同去”，只是迷恋小她七岁的年轻的沙夫，她想要证明自己也能混进由他象征的时髦大胆的毒品文化。
她的长期监禁只是“暂时的”，可以大幅削减也许还会缓刑，前提是她能成为政府线人，供出其他相识的吸毒贩毒者的信息——联邦探员就是用这种方法劝诱一个毒犯供出波比·阿恩施泰因、罗恩·沙夫和其他年轻人的。这些使阿恩施泰因的律师相信，执法者比起惩罚她更想利用她，抓住那个他们怀疑是给了她毒品的人，即她的老板休·海夫纳。
好几年来，芝加哥的执法权力机构和宗教组织被海夫纳的享乐主义和膨胀的财富触怒，但他们迄今为止尚不能把他当罪犯监禁起来。1963年，《花花公子》中一张杰恩·曼斯菲尔德 [171] 的照片被认为淫秽，反堕落小队于是带着搜查令强行进入海夫纳的宅邸，指控他出版下流杂志，真的把他直接从床上拖了下来，拘留在警察局。海夫纳交了保释金被释放，在接下来的审判里，陪审团花了很多时间才做出裁决，但他最终赢得了自由。
但是，针对他最亲密的雇员波比·阿恩施泰因的毒品案，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终于能约束海夫纳和他的影响力了，到如今，那次淫秽案逮捕11年之后，他的影响范围已经大到全国每个报刊亭都公开售卖他的杂志，甚至在非常保守的社区的杂货店里都有。休·海夫纳用一部分财产建立了基金会，游说议会把大麻合法化，并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压迫；联邦和州审查者的揣测是合理的，即使海夫纳本人可能不吸毒，他也经常邀请摇滚歌星、爵士音乐家和年轻的政治激进派参加派对，做东时的慷慨大方可能促使他迎合客人的习惯。在对海夫纳的调查中，打头阵的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检察官詹姆斯·r汤普森，他几年前在芝加哥曾经起诉过伦尼·布鲁斯，而在阿恩施泰因——海夫纳调查期间赢得媒体广泛关注后，他可能会成为下任伊州州长。
波比·阿恩施泰因被判刑一个月后，詹姆斯·汤普森传唤她和律师到办公室，告知他们，他从可靠来源得知外面有人“雇凶”想要她的命，警告她在保释期间不管“朋友或敌人”都不要相信。阿恩施泰因的律师认为，这是试图进一步惊吓已经非常害怕的被告，让她怀疑自己的雇主，也许想吓得她起来检举他。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它并没有成功；但是，尽管波比·阿恩施泰因毫不怀疑海夫纳持续的忠诚和爱意，她在宅邸里却开始感觉有些不安，当管家给她房间送来惯常的饮料和夜宵时，甚至有些警惕。
她已经很长时间以宅邸为家，但现在在那里她每天只要读报纸，孤立和不适就与日俱增，上面报道着，政府不断扩大调查至海夫纳的朋友、同事、宅邸员工、兔女郎，还有很多他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款待过的名人的私生活。调查也从卷宗中挖出一个叫阿德丽安·波拉克的兔女郎的案子，她1973年被怀疑死于安眠酮使用过量。尽管海夫纳声明从没见过阿德丽安·波拉克，尽管她死时正与吸毒的男友同居，报纸头条还是把海夫纳和她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且成立了另一个大陪审团重新调查波拉克案。
几十个人被讯问他们对海夫纳的看法，其中一个叫弗兰克·布雷迪，是《花花公子》的编辑，最近为这位出版商写过一本未经授权的自传；但讯问不集中于海夫纳有多大可能获取或使用毒品，布雷迪被问的主要是海夫纳的风流韵事，和他卧室里发生的事。其他被询问的人也收到类似的问题——似乎调查者急切地想把阿恩施泰因共谋案笼罩在性与毒品、堕落和死亡的氛围里。虽然海夫纳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免受贬低，他决意阻止任何调查者渗入他住宅的企图，他们可能会在不显眼的地方藏一些毒品“栽赃”给他，日后再搜查出来作为指控的证据。在命令保安检查了两个宅邸每一个角落、缝隙和药品柜之后，他要求大门口的岗哨更加警戒，更彻底地搜查送货人、维修人员和其他通过侧门的外人。他的工程师周期性地检查电话防止窃听，还电子“清扫”屋子和大厅，寻找“臭虫” [172] 的迹象。
在疑心越来越重的这段日子里，波比·阿恩施泰因愈发抑郁，等待上诉之际，她有两次服用了过量安眠药，需要去医院治疗。尽管海夫纳邀请她到环境更阳光点的加州办公室工作——自从凯伦·克莉丝蒂离开后，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那儿，他的律师却力阻波比住在洛杉矶宅邸，警告说她也许还在依赖毒品。当波比在芝加哥的密友、《花花公子》前雇员雪莉·希尔曼商量举家搬到洛杉矶，让波比和他们同住时，搬到西海岸似乎就很吸引人了；但波比还是反对，因为她知道在加州必须得开车。1963年出过一次车祸后，她就害怕开车，那是在肯塔基州，她驾车载着未婚夫，副主编汤姆·洛恩斯——《花花公子》主管维克多·洛恩斯的兄弟，撞上了路上一块凸起物，车被甩向路肩，然后撞到树上，洛恩斯的大众汽车整个翻了过来。她从车里被甩了出来，折断一条胳膊还受了其他伤；但洛恩斯被困在车里当时就死了。此后好几个月，波比·阿恩施泰因时常情绪消沉，白天黑夜都不能独自一人，因为她老是回顾事故，为未婚夫的死一遍遍自责。
不过，1974年冬天海夫纳提议她来加州找他后，她允诺新年假期一过就飞过去。1月的第二周，一个周六晚上她在雪莉和理查德·希尔曼北边的公寓吃晚饭，看起来对未来很乐观，也对官司的结果充满希望。她说自己不太可能被送去监狱。
凌晨1点半，一个朋友开车送她回宅邸，她查看了邮件后——没有新邮件，从值夜班的男佣那儿要了第五杯烈酒，端着回了卧室。喝了几杯酒后，她收拾好一个化妆箱，离开宅邸去散步。在往南几个街区的北拉什街，她推开年代久远的马里兰酒店的旋转门，50年代伦尼·布鲁斯在这家酒店的地下室夜总会演出时，观众中常常有休·海夫纳。在酒店登记簿上签下“罗贝塔·希尔曼”的假名，波比·阿恩施泰因乘电梯到11层楼，进屋后在门把手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还上了两重锁插上门闩。透过屋里的窗子，她能看到那座37层的摩天大楼，楼顶巨大的文字招牌在夜空中闪烁：花花公子。3点过了一会儿，她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开车载她回家的朋友（他没有接电话）；一个打给宅邸，查看是否有晚到的邮件（并没有）；最后一个打给希尔曼的公寓，理查德·希尔曼接了电话，虽然雪莉已经睡了，他说可以叫醒她；但是波比和他说不用了，又加上一句“告诉她我打过电话就行”。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化妆箱里有装着巴比妥酸盐、安眠药和镇静剂的瓶子。每种都吃了足够致死的量后，她在酒店信纸上写下遗言放进信封，信封上面写着：“里面是无聊的解释信……”
第二天下午，酒店女服务员进不去房间，经理下令破坏门锁。波比·阿恩施泰因和衣躺在床边死去了。她的遗书这样开始：“这件事是我自己计划实行的。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我应该说明白，它绝对不是我的任何 雇主的决定或行为——在我最近的困境中他们最为慷慨和耐心……”
遗书继续说：“虽然政府的‘明星’证人做了（伪）证，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运输和销售这件案子涉及的所谓毒品……还有一点，虽然我不认为说出来关系重大，但是休·海夫纳是——尽管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坚定正直、道德心不可动摇的人，我很了解他，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现在强加于他的罪行。”最后她补充道：“如果——像之前说另外一个人的那样——我的虚饰（或者心理捏造）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么现在这件事令我安慰，知道这最后的决定——我自己的选择……是唯一一件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控的事……”
得知波比·阿恩施泰因自杀，悲痛愤怒的海夫纳飞回芝加哥；在宅邸主屋的壁炉边召开记者招待会，来的人挤满了屋子，会上他攻击检方，哀悼自己的朋友。他胡子拉碴双眼通红，读着一篇写好的声明：“近几周，有一系列针对我的耸人听闻的揣测和断言，即关于在花花公子芝加哥和洛杉矶宅邸所谓的非法毒品活动——企图把最近花花公子秘书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可卡因共谋指控、芝加哥兔女郎阿德丽安·波拉克16个月前由于毒品使用过量死亡等事件与我联系起来。尽管我和这两个案子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在此事上不首先做任何公开声明，因为我们的法律顾问确信，我说的任何话都只会被利用，来进一步宣传——在我们看来——一项根本不合法的毒品调查，这项调查不如说是有政治企图的反花花公子的猎巫行动。”
“波比·阿恩施泰因的自杀使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沉默，”他继续说，“不管她在私生活中犯过什么错误，她本应有更好的结局。她本应得到——除了其他事项——和其他受到类似指控的公民一样公正的审判。但因为她和《花花公子》以及和我的联系，在这件她其实只是边缘人物的可卡因共谋案中成了焦点。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如果她为检察官提供了证据，支持任何针对我的严重的毒品控告，她根本就不会被起诉。她最终面临16年附条件监禁刑、长时间上诉的压力、政府检察官和探员越来越多的骚扰，这个已经情绪烦乱的女人到了忍耐力的极限——她自杀了……”
“很难去描述，在波比·阿恩施泰因的审判和相关对《花花公子》的调查中，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氛围。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巫术审判中，审判官折磨受害者，直到他们不仅供认自己是巫师，还指控家人朋友施行巫术。以类似手段，毒品探员屡次任意、专横、反复无常地利用我们严厉的毒品法，以诱出审判中想要的证词。”海夫纳称波比·阿恩施泰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聪明、有价值的女性”后，他不得不停顿了一下。他的手紧握着讲台，流下眼泪，除了照相机的声音，屋里鸦雀无声。终于，他继续说：“以正视听，我从未使用过可卡因，或其他硬毒品 [173] 和麻醉剂——我也愿意为此起誓，如作伪证愿接受惩罚，如果这能结束毫无根据的怀疑和猜测……一些政府探员追查此案的狂热，更多彰显出控诉者的品性，而不是被控诉者的。似乎水门事件的‘黑名单’思维还阴魂不散；我们出版《花花公子》第一年就挑战的压抑的清教主义遗产，仍旧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社会的可怕敌人。”
很多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评撰稿人同意海夫纳对调查的批判，但还有其他报纸并不那么赞成，《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作者就指责海夫纳试图“通过新闻宣传避重就轻”。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詹姆斯·r汤普森强调“没有人，包括休·海夫纳，高于法律”；关于回应“海夫纳被调查是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出版商”这种指责，汤普森评论道：“我不知道海夫纳本人近来代表着什么有何要紧——或者任何对他的起诉就有什么特殊意义。”
葬礼之后，对海夫纳和其同侪仔细彻底的调查继续进行；尽管司法部11个月后以证据不足宣布结束毒品案，媒体仍旧持续关注海夫纳和他公司的问题。报纸头版报道，《花花公子》杂志因为海夫纳的公众形象和毒品联系在一起，失去了广告收入；负面报道加上相信海夫纳的公司管理不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给海夫纳的信用额度降了两点，总价值达650万美元。这段时期，两个在华尔街有影响力的人退出海夫纳的董事会；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从1971年卖给股民的每股235美元，到1975年一度降到低至225美元一股。尽管花花公子在英国的赌场——主要由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人赞助——每年盈利700万美元，尽管《花花公子》杂志就算月发行量降到600万份，仍旧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男性期刊，媒体仍旧不断强调，海夫纳的竞争对手销量盈利增加。罗伯特·古乔内的《阁楼》给读者“乐而忘忧的裸女照”，月销量快要达到450万份大关；拉里·弗林特的《风尘女郎》1974年6月起家，现在每月已经能卖出将近200万份——1975年6月，它发表了一系列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斯科皮奥岛上裸体晒日光浴的彩照，是由一个意大利摄影师蹲在渔船里用望远镜镜片拍摄的，令男性杂志市场目瞪口呆。
弗林特也打算在《风尘女郎》上刊印一张休·海夫纳和一个年轻女人做爱的裸体照，它从海夫纳芝加哥的私人档案中被拿走后，不知怎么被弗林特得到了。当海夫纳刚得知弗林特的打算——由《搞》的阿尔·戈尔茨坦泄露给了《花花公子》的主管纳特·莱尔曼，便催促莱尔曼联系弗林特要求返还照片，向其解释这是被偷的个人财物，未被授权的发表对牵涉的那个女人非常不公平。虽然莱尔曼和弗林特第一次商量后他的态度不明朗，莱尔曼感觉还是可以和弗林特说道理的。这个八年级就辍了学、极度贫穷的肯塔基州小佃农的儿子，用草垛上生命的临床特写镜头震惊了杂志界，并以此致富，如果海夫纳在洛杉矶宅邸宴请款待他，也许他感觉会被讨好；莱尔曼如此向海夫纳建议后，他提出了邀请，而拉里·弗林特欣然接受。拜访从始至终，海夫纳都魅力十足、关怀备至；把他的出版界同侪介绍给迷人的客人们，还亲自带弗林特参观宅邸和周围的庄园。尽管拉里·弗林特来的时候对海夫纳有所疑虑，怀疑他除了自私自利不会全心追求任何更高的目标，但是海夫纳用他的生命成就的事业，以及用他的钱买的东西，令弗林特印象深刻；走之前，作为友好的表示，拉里·弗林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交给海夫纳，并向他保证没有制作复本。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纳特·莱尔曼成功辅助了海夫纳，维克多·洛恩斯——花花公子伦敦赌场的总管，也被召唤回来缓解一些困难，特别是花花公子度假酒店和俱乐部的财政问题。最近四年，仅酒店一项就亏损超过1000万美元；加上花花公子俱乐部也无盈利——还有电影和唱片部门，1975年公司总利润从两年前的1130万美元降到110万美元。
维克多·洛恩斯是个富有的离了婚的芝加哥人，最近几年都住在英国乡间一栋庄园，由司机开着劳斯莱斯往返办公室，他47岁，自信务实，从来不在意花花公子同僚主管们的认可和喜爱；洛恩斯同意暂时离开伦敦的好日子，到芝加哥为海夫纳做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与其说是无私，不如说是为自己身为花花公子第二大股东的利益考量。看到赌场的利润和《花花公子》杂志的盈利被一大堆散漫的附属机构吸走，洛恩斯烦透了；一抵达芝加哥，他立即开始向公司冗杂的部位开刀，几乎不在意在总公司人们都管他叫“大白鲨”。
知道海夫纳基本上快废弃不用芝加哥宅邸了，洛恩斯将员工人数从50名减少到12名；削减了芝加哥酒店和当地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服务职员后，他终止了在全国花花公子俱乐部成员间流通的杂志《vip》，由此公司每年节省了80万出版费用。洛恩斯把花花公子的名头从芝加哥、大峡谷和新泽西的酒店中去掉，力图吸引常规生意；而且，经海夫纳同意，不久就制订了计划，处理掉牙买加的度假酒店，剔除无利可图的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旧金山、蒙特利尔和亚特兰大的俱乐部。公司的唱片生意逐渐被淘汰，花花公子电影产业暂时搁置。尽管洛恩斯无权过问《花花公子》杂志的业务，因为亚瑟·克雷奇默——ac斯贝特斯基的继任者——对杂志有编辑特权；但洛恩斯在编辑办公室出现，就已经足够搅起一些编辑向海夫纳没好气地抱怨——虽然海夫纳一直是同情的倾听者，甚至有时自己也对洛恩斯专横的性格颇有微词，却暗自支持他的行动，只要这些不特别影响到海夫纳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行。
海夫纳已经削减了自己25的工资，将30多万美元年薪降到23万，还放弃了三个总价值120万的半年期股息红利，将之转入花花公子其他股东账下，海夫纳相信，为了公司的清偿能力，自己已经牺牲得够多了；当他从报纸上听闻，洛恩斯宣布也许要卖掉芝加哥宅邸和海夫纳的飞机，这个震惊的出版商就不那么钦佩洛恩斯削减成本的才干了。
海夫纳私下责怪洛恩斯后，公开否认了报道；芝加哥宅邸仍旧在他监管之下，准备好了一箱箱清凉的可乐等待他不定期回来，同时海夫纳固执地抱住他最喜欢的玩具——花花公子飞机，它现在正闲置在加州大太阳下，因为一旦起飞，为维持其运转，公司每天至少要花费16万美元。但是当公司接到500万美元的报价，买这架飞了5年的飞机，海夫纳务实的德国基因压过了他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主义，他感到不得不同意卖掉它。尤其是，新主人会把这架黑色的飞机漆成别的颜色，不会利用它曾属于花花公子这件事来牟利，而且它也会去远离美国国境的地方飞行。买下“兔老大”的是委内瑞拉政府。
但是，dc-9的所有权正式转手时——海夫纳从飞机上取回他的立体声设备、飞行长袍和睡衣，还有大小与圆床正合适的塔斯马尼亚 [174] 负鼠毛床罩，仍旧是洛杉矶宅邸悲伤的一天，无论对休·海夫纳，还是他那些习惯了在奢华环境中免费快乐旅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看到花花公子飞机最后一趟从洛杉矶飞行之后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沮丧。
它被飞到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在那儿，专门的工人如期完全毁坏了内部，拆除了华美的座椅、海夫纳的下沉式淋浴和他特别的圆床。在海夫纳安装了桌游和舞池的走廊里，工人们现在用螺栓固定住将近100个排列整齐的标准乘客座椅。飞机被重新漆成白色，机身外那熟悉的花花公子兔子标志现在变成了委内瑞拉的七星旗。
1976年最终到达委内瑞拉首都时，这架dc-9看起来和其他民用通勤机没什么两样；不久之后，审慎严肃的官僚商人们每天乘它往返加拉加斯和马拉开波，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肘挨肘挤在一起的乏味机舱曾经是个欢乐场，满是开香槟酒塞的砰砰声、笑声、穿着丝绸衬衫的骄奢逸乐之徒和健美丰满不穿胸罩的双陆棋手。
虽然海夫纳经常观看那些展现他登上黑色飞机、在空中狂欢畅饮的自拍影片，来和他过去的飞机保持精神联系，但在1976年3月，多少幻想和追忆都无法安慰他了，为了参加纽约翻新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业庆典，海夫纳和随员被迫在芝加哥机场手持机票、排队等候登上一家商用飞机，而飞机预定好的行期绝不可能受到《花花公子》出版商的睡眠习惯或心情的影响。因此，不仅海夫纳，还有他被惯坏很久的同行者们，在这趟旅行中都需要做一些心理调节；尽管他买的每张票都是头等舱，确保了十个朋友有足够的空间（不过有三个头等舱座位已经提前卖给了从圣阿尼塔到加州高架渠的赛马骑师），但在他们坐好、打开双陆棋盘前，休·海夫纳还是挤出来一个微笑对人群说：“不知怎么地，我觉得我应该道个歉。”
但是除了飞行本身，纽约之行让海夫纳非常满意。数年来第一次，《花花公子》获得了媒体的赞许。改造后的俱乐部位于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交界处，它漂亮的外观、一流的美食和娱乐表演广受赞誉，几十个摄影师在拥挤的酒吧和舞池里穿梭，给所有人——从霍华德·科赛尔 [175] 到伦尼·布鲁斯的母亲——照相。虽然穿着白色新西装的海夫纳和穿着黑色长裙的芭比·本顿是男女主人，但更多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却指向了海夫纳身边光彩照人的年轻棕发美女，她微笑着，机敏的黑眼睛和他很像——她是他23岁的女儿克里斯蒂，某种程度上，纽约的那一晚是她的亮相派对。
从布兰迪斯大学以最优等 [176] 成绩获得英语文学学士一年后，1975年，克里斯蒂·海夫纳作为初级经理进入公司，她已经向芝加哥很多心怀疑虑的《花花公子》编辑证明，她有机敏的头脑和成熟的性情，有能力和欲望学习，而且从不因为自己是老板的女儿就期待或想要特殊照顾。尽管在花花公子大厦中，特殊照顾不可避免——尤其是她父亲已经公开声明，有天她也许会接管公司，克里斯蒂的机智敏锐，让一个很容易引起怨恨的局面向最好的情形发展；到纽约开业庆典的时候，她已经赢得了父亲几乎所有同侪的善意和尊敬。
在纽约接受的采访，以及随后在全国其他城市的采访中，克里斯蒂·海夫纳把媒体的注意力从对《花花公子》的批评报道转移到她的个人经历和突然晋升这件事上——《时尚》杂志称她的职位为“兔子继承人”。作家朱迪·克莱斯露德描写她拥有“十大啦啦队队长那样生机蓬勃、精心打理的面庞，还成了布雷克香波的代言女孩”，克里斯蒂明显是那种会吸引她父亲的类型；她自己承认和父亲相互吸引，更像是浪漫而非家人关系。
在克里斯蒂少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实际上是个陌生人，像某种隐居的叔父，过着神秘奢华、声名狼藉的生活，让她觉得既诱人又困惑。克里斯蒂2岁时他搬了出去，1960年母亲再婚后，8岁的克里斯蒂和5岁的弟弟改姓继父的姓，她静静地住在威尔梅特北岸社区，并不快乐。克里斯蒂上高中后，偶尔可以去宅邸拜访父亲，坐在那儿对他非凡的玩具和女人们惊叹不已；但是直到上大学，她才能够和父亲深入交流，认出和欣赏他们两个身上类似的特点品质。像他一样，她头脑敏捷，智商很高，自我意识很强，而且一定要成功，也信奉个人主义和性自由。
在布兰迪斯的第一年，她开始和在校园遇到的一个男同学同居；虽然克里斯蒂假期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还和他睡同一张床时，她妈妈最开始很不高兴，但她父亲见过克里斯蒂的朋友后，倒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这段关系，而且更愿意相信，女儿快乐的私生活会促使她学业有成，1973年6月，克里斯蒂最终入选Φbk协会。
入会时，克里斯蒂坚持在名誉榜上将她的姓写作“海夫纳”，这让她的父亲心花怒放；1974年从布兰迪斯毕业后，她在波士顿做了一年自由撰稿人——她男朋友去了乔治城大学继续读法学院，后来她接受父亲的聘请回到芝加哥，在花花公子大厦里做他的特别助理。工作第一年，她定期拜访公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赌场和俱乐部，参加商务会议，熟悉公司结构和各部门主管。她也参加办公室派对和会议，和父亲一样，不遵守那些劝阻同事间性行为的格言。她和公司里一个责任广泛的上级主管短暂交往过，她父亲完全知晓，但不大支持。实际上，海夫纳对他女儿处理这种情况的能力，比对那个年长的男人更有信心；这段关系最终友善地结束了，结果没有造成任何公司混乱或自我受伤的迹象，让海夫纳松了一口气。在她那一边，克里斯蒂·海夫纳毫不迟疑地告诉父亲，自己对他那些年轻女朋友们的看法；虽然她的观点从不苛刻，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也不客观，但她相信，没有一个情人在他生命里真像他愿意想的那么重要——在她看来，她们没有一个在智识和本质上比得上那个曾是他妻子的女人。
克里斯蒂和父亲的团聚，完全没有减损她和母亲米尔德丽德之间密切的联系，她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每周都见面，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喜爱；她知道父母再婚非常不可能——就算母亲1971年已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其中一个原因是母亲已经和一个小她12岁的迷人美发师深深坠入爱河三年，现在正在同居。但是，克里斯蒂确实成功强化了本已疏远的父母间的友谊纽带。在克里斯蒂的建议和鼓动下，70年代中期他们组织了一些海夫纳家庭团聚，把她父母和他们年轻的情人带到同一屋檐下；她住在阿斯彭的离异的叔父基思，通常由他滑雪胜地的一个小明星陪着；她上大学的弟弟戴维，是个有抱负的摄影师，保留了前继父的姓；她自己的伴侣总是个年长点的男人；还有她头发花白、观念保守的祖父母格伦和格蕾丝·海夫纳，他们似乎很享受团聚，但私下里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有智慧。老海夫纳夫妇坦承一生没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结婚50多年之后，他们说自己无怨无悔。虽然格伦·海夫纳通过投资儿子的股票，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多年来帮助审计公司账目，但他表示自己这辈子一次也没有看过《花花公子》中的裸体照片。他强调自己爱读的杂志只有《财富》和《商业周刊》。
除了少数中层行政人员暗地里提及裙带关系，克里斯蒂·海夫纳在公司里的第三年被宣布晋升为副总裁时，花花公子大厦上下洋溢着庆贺的氛围，这样，她26岁时年薪已经将近5万美元；甚至那些认为她晋升过快的员工也不得不承认，比起其他任何人，她更有效地改善了《花花公子》的公众形象，把它从毒品调查、股票下跌和波比·阿恩施泰因去世时那段阴沉的日子里解救了出来。
但是，和她成功吸引媒体注意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与她无关的事件，也帮助公司在广告公司、银行家和投资者那里恢复了声望。例如，杂志持续购买和出版享誉盛名的作家们——约翰·契弗、欧文·肖、亚历克斯·哈里、大卫·哈伯斯塔姆、 [177] 索尔·贝娄——的杰出作品，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迟来的赞誉；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制造新闻的《花花公子》访谈，它采访的对象包括被罢免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 [178] （他失踪前的最后一次采访），还有未来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他的坦白让杂志和自己都成了世界头条：“我曾经充满情欲地看过很多女人的照片。在脑海里犯下很多次通奸罪行。上帝知道我会这样，而他原谅我。”
1976年海夫纳决定，从拥有32份报纸的奈特——里德集团挖来顶尖的报业经理德里克·j丹尼尔斯，任命他为首席运营官，这也被证明是明智的举动；因为德里克·丹尼尔斯头脑格外清晰，擅于解决有些混乱的管理问题，他在维克多·洛恩斯已经采取的措施的基础上找到进一步节省开支的方法，又不严重影响员工士气，或者损害公司已经获得的利润。最显著的盈利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广告收入，尽管它现在月销量停在了500万份大关，但广告收入马上就要达到创纪录的每年5000万美元，比最接近的竞争者《阁楼》多了整整一倍。公司的另一份杂志《是！》也开始获利，酒店——俱乐部的亏损逐渐减少。虽然由于一些部门和附属机构被整顿或解散，丹尼尔斯上任头两年，有将近100个职员或者被解雇或者退休，但丹尼尔斯并没有主张保守或防备性的政策。他认识到，一个生气蓬勃的机构，有时为了更高的利润必须冒险，丹尼尔斯管理下的花花公子企业公司，1980年末计划在大西洋城修建开办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酒店赌场，在那里，赌博近期刚被新泽西州立法院宣布为合法。一来是因为“国际度假村”建立的第一个赌场财源滚滚，二来花花公子在英国赌场的成功，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上涨到16美元一股。
完全归功于丹尼尔斯决议的举措，包括擢升克里斯蒂·海夫纳为副总裁；而且丹尼尔斯虽然如摄政王般代她主事，却也让克里斯蒂主管花花公子基金会（每年为公民自由事业和医药——性研究捐赠数千美元）和公司的宣传推广部，她的责任包括在广告团体前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和去全美各地接受媒体采访。
女记者最经常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问她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她宣称自己是热心的女权主义者，那么为何要在一个以贬低女性身体来积累财富的男性沙文主义公司工作。克里斯蒂·海夫纳否认将女性描绘为性感尤物有什么贬低女性的地方，声称性爱和智识、独立性一样，是女性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当采访者提及《花花公子》里有张照片表现一个裸体女人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阴蒂上，问那有没有剥削女性身体，克里斯蒂回答：“我不认为自慰是一件坏事，”她指出，“女性第一次被表现成和她们自己的身体亲密接触，这正是女权运动想要做的。”
她强调，《花花公子》从不把女人和链锁、鞭子和其他古怪装备拍在一起——但很奇怪，她在像《vogue》这样的女性高级时尚杂志里却会看到，克里斯蒂·海夫纳追述道：“女权运动有影响力后，某段时间有一种氛围，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你就得穿牛仔裤和军靴。所以突然之间，裸体和性爱成了剥削女性。运动中也有一种反性爱、反男性的偏见很严厉地攻击《花花公子》，因为它很明显非常倾向于异性恋，非常倾向于表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但是她继续说，她看不出《花花公子》和女权主义有何本质上的矛盾；对她来说，女权主义代表在生活中拥有大量机会和选择，她强调，告诉女人她们不能裸体——像一些清教徒式的女权主义者现在力阻的，像男性审查员和神父阻止了几个世纪的——和大部分女性解放论者所寻求的独立自决等目标相悖。虽然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她承认《花花公子》对女性性质的表现视角有一定局限，但她强调，这是一份男性杂志，它的任务不是展现身为女性的众多复杂面向，就像美国的女性杂志也不想展示男性的复杂性一样。事实上，大部分女性杂志“甚至都不涉及女性的复杂性”，她说，补充到，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变《家庭圈》杂志中女性被表现的方式。
1978年12月，《花花公子》杂志庆祝出版25周年纪念；接下来的几周里——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举办了一系列派对、晚宴、迪斯科舞会、宴会和其他盛大庆典，共花费了公司100多万美元，全部是由克里斯蒂监督组织的，她现在无疑是休·海夫纳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芭比·本顿仍旧是好朋友，但是28岁的她感觉在海夫纳的乐园里已经停滞不前，决定完全住回贝弗利山的公寓，并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凯伦·克莉丝蒂回到得州之后，于1976年和1977年去洛杉矶拜访过海夫纳，最近也写简信告诉他，自己刚刚在达拉斯和巴尔的摩小马队的后位艾德·西蒙尼尼结婚。海夫纳的前妻米尔德丽德和年轻的瑞士裔美发师皮埃尔·罗尔巴赫愉快地同居多年后也决定结婚；而52岁的休·海夫纳正在追求最新的女主人桑德拉·西奥多，《花花公子》上22岁的金发的7月小姐，她混合了芭比·本顿和凯伦·克莉丝蒂，还有其他邻家女孩的气质，她们都在无情的岁月中老去和改变，但是在海夫纳心里永恒常青。
410页的《花花公子》周年纪念版里有杂志历史上所有玩伴女郎的照片，休·海夫纳在出版人寄语中回忆道：“当我25年前设想这样一本杂志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被仿效、最有影响力但又争议纷纭的出版物之一。50年代早期是一个顺从和压抑的时代——艾森豪威尔和乔·麦卡锡议员的时代，这是20年大萧条和战争的结果。但是，那也是美国再度觉醒的时期——重新强调在自由社会中个人的重要性、权利和机遇——一个财富和闲暇时光不断增加的时期。我想要出版一份既影响到，也体现出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性观念变迁的杂志，但是它首先必须有趣。《花花公子》想要去回应反驳我们的清教遗产中压抑的反性爱、反嬉戏享乐的那一面，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远大梦想。他刚刚从大学毕业，因为想要提薪五美元的请求被拒绝，愤而辞去为《时尚先生》做推广文案60美元一周的工作……”
1979年1月11日周年纪念闭幕式上，数百名嘉宾汇聚于纽约中央公园绿苑酒廊饭店，在他们面前，一位发言人——《时尚先生》的代表——站起来，赠予休·海夫纳一张放大的五美元钞票复制品，以纪念几十年前被如此坚决拒绝的那次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