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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父亲是无辜的。”

“那谁是杀手呢？”

“一个不男不女的人，藏在下水道里，有时候会像老鼠一样，从井盖下溜出来。”

“那就是真的了。”她说。忽然间她好像有些痛苦，她接着说，她说什么卡梅拉都会信以为真，院子里的女生全一样。“我不想说了，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了。”她皱着眉头说。我觉得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带着鄙视，她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让她很自豪，我有些不理解。假如我是她的话，我会很骄傲的，但她一点儿也不骄傲，而是表现出不耐烦，混杂着对承担责任的担忧。

我嘀咕了一句：“和别人交谈很好啊！”

“是的，但只有在有人能回应你的话时。”

我觉得胸口一阵惊喜，这么美妙的一个句子里，是不是含有某种请求？她是不是在告诉我，她只想和我说话，因为我不会对她说的所有话都信以为真，而是会作出回应？她是在告诉我，只有我能跟得上她的思维？

是的。她跟我说话时用了一种我很不熟悉的语气，很柔弱——通常她都很强悍。她说：“这是我建议卡梅拉的，在我看过的一部小说或电影里，一个凶手的女儿爱上了受害者的儿子。这是一种可能：要成为事实，那应该产生真正的感情。卡梅拉没明白，第二天她就告诉所有人她爱上了阿方索。这是带着卖弄的谎言，和其他谎言一样，但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谈论这些事情时，我们十二岁，走在城区滚烫的街道上，四处都是灰尘和苍蝇，那是经过这里的卡车留下的。我们就像两个老太太一样，在总结自己充满失望的人生。我们手拉着手，没有人能理解我们，只有我们相互了解。我想，我们在一起，只有我们俩，我们知道，头顶上的苍穹一直压在这个城区之上，也就是说，自从我们记事开始，这个城区就是这样，假如木匠佩卢索没有把刀子插入堂·阿奇勒的脖子，假如凶手是一个住在下水道里的人，假如杀手的女儿和受害人的儿子结婚，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线生机。这里的人、事物、楼房和街道，有一种让人无法承受的东西，只有像在游戏中那样，重新安排这一切，眼前的一切才会变得让人可以接受，然而最主要的是：我和她一起玩，只有我和她才玩得了这个游戏。

这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和之前的谈话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好像所有的话都必然会引向这句话。她问我：

“我们还是朋友吗？”

“当然是啦。”

“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个一切从头开始的早上，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离家出走，离开这个城区，在农舍里睡觉，吃草根，从井盖下到下水道里去，再也不回头，无论是严寒还是下雨。但她那时候请求我的事情，让我有点失望，她只是要求我每天去小公园里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也行，在吃晚饭之前，她让我带上拉丁语课本。

“我不会搅扰你的。”她说。

她已经知道我考试不及格，她想和我一起学习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