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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晔说:“又佳,我有这么一种感觉,总的感觉,比你介绍给我的要好点儿。首先说他的夫人,显得也有几分伶俐,坐着、站着也挺‘起范儿’,当然也免不了露怯,说几句不着调的话。屋里呢,与你形容的也不大一样,嗬,真皮沙发,一大堂组合柜,半截花门帘也去了,新油漆的门窗。地毯一走也直往下陷。叽里旮旯儿的还像是有人不断整理,马蹄莲也插着。总之吧,印象还可以。”

“以前不这样啊。”陶又佳疑惑地问。

丘晔说:“所以,从他家出来我就想,这一家子怎么啦,怎么焕然一新啦?我猜这一切还在于市长的心气儿。光那位夫人,再‘起范儿’也弄不成那样。你说,普运哲哪儿来这么高的心气儿?和你一团火热的时候都没这样过。”

陶又佳明显地脸红起来,太阳穴也嘣嘣直跳。这是她新添的毛病,稍一激动,太阳穴先跳。显然,丘晔的话刺激了她,比如她那句“普运哲哪儿来这么高的心气儿”。是啊,这心气儿是哪儿来的?这决不是一个代市长的正常表现。刚“代”就这么打治家?而他那位老婆原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那么……或许……陶又佳思索一阵说:“哎,丘晔,你说是不是会有另外的人给他参谋着搞的?”

“参谋倒不一定,就怕普运哲是投他人之所好,这就麻烦了。上次你到他办公室去闹,我说你失策,其实……哎,你再说说那位女士,那位在他办公室吃糖的女士。”

陶又佳说:“你别激我了,我实在不愿提她,臭x不要脸的。”陶又佳到底也骂出了脏话。

“你也不必这样,伤自己的身体,犯不上。现在我倒同意你盯着他点儿,别让那个臭x再插一腿。她是哪儿的?”

“城市规划设计院。”

“对,设计院那个臭x。不过我提醒你两点:别跟那个货直接发生冲突;对普运哲呢,时不时地打听着点儿他的去处。你不是认识沈强吗?遇机会就问问沈强。咱们这种人上当就上在人家说东你就说东,人家说西你就说西,人家说‘我当代市长了咱们要拉开些距离’,还说什么‘为了你我的共同幸福’等等。结果呢,满不是那么回事,是又来了一位吃糖的。”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沈强。”陶又佳站起来说。

“哎、哎,坐下坐下。你这样不行,火头儿上,缺乏自然。等你显出点自然再打。”丘晔把陶又佳摁在沙发上,又左嘱咐右嘱咐地把她嘱咐了一阵才走。

那次陶又佳从普运哲的办公室回来后,曾几次向丘晔描述当时的情景,而每次的描述,凭着她的想像都多些新内容。比如她对丘晔说,她在没进门前就听见办公室里有说笑声;比如她说,当她破门而入时,竟看见设计院那个女的正扎在他怀里;比如她说,那女的后来是如何红着脸跑出去的。陶又佳的渲染,使丘晔对这个女人也越来越气愤,对普运哲自然也越来越没好气儿。丘晔敏感,前些时,普运哲就要升任代市长了,却偏偏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陶又佳,她都受不得,更何况现在他那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呢。丘晔的太阳穴虽然不跳,但心脏的节奏也常为陶又佳而加快。她常想,一个小小老百姓怕什么,害怕的应该是普运哲那些当官的。因此她的总方针是:对普运哲能拉就拉,得黏糊就黏糊,拉不过来再说,反正不能让那个吃糖的臭x好。

陶又佳一夜没睡。一夜失眠的结果,何止是太阳穴在跳,连心脏也出现一阵阵间歇。脸上的肌肉很紧,浑身刺痒难忍。八点刚过她就不梳头不洗脸地先拿起了电话。普运哲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她便不顾一切地把电话打给了秘书沈强。沈强一听便知道是谁。

普运哲和陶又佳关系的跌宕起伏,沈强是最清楚的。但,当秘书的必得具备一种特点,就是再清楚的事,不该你动声色时你就得有终生不动声色的本领。再说,有些事就更需秘书有个眼力见儿。比如普运哲那次带他去京开会,把他支到公主坟去住,他便得知那位女士已先期到京。所以那次他没事决不往和平宾馆跑,整天和小刘开着车乱转,哪儿新鲜往哪儿转。

现在沈强拿起电话,听见听筒里呼呼直喘气,便猜出了陶又佳的情绪。对方先以假装平和的口气对沈强说:“喂,是沈秘书吗?我姓陶。”沈强想,果然不错。接着陶又佳就问沈强:“市长呢?出市了吗?”在沈强听来,陶女士的口气里明显地充满着追问的意思,他想:正牌的夫人葛佩云也不敢如此放肆啊。但他还是像秘书回答问题那样说:“普市长这两天是出了市,他到西县去了,那里在开一个规划会。”“那你为什么没跟去?”陶又佳不客气地问。沈强稍显不高兴地说:“想必是市长认为没必要吧,另外有人跟着。”对方不再说话。沈强听见听筒里又有呼呼几声喘气,之后,对方便猛地挂了电话(电话的猛挂和轻挂,大多接触过电话的人都有体验)。

“另外有人跟着”,本是沈强一句正常的工作用语,他指的是市府另外的办事人员。然而陶又佳却另有自己的理解,她想:果真不出所料,原来她对丘晔那些想像中的叙述并不是虚幻,有些事你没看见并不等于没发生。现在,这不是跟去了吗?若没有她想像中的那些“铺垫”,那位怎么会跟去呢,加之普运哲开的正好是个规划会——一定是城市规划吧,陶又佳想。

陶又佳本来要找丘晔商量对策的,但她给丘晔打了一天电话,比尤蒂佛公司的人说,丘晔这几天行踪不定,她正在为一种新型装饰材料到处奔走,说不定有可能去了北京。

陶又佳在无援的情况下,竟独自作出了一个在她看来无论如何是大有必要的决定:她决定去趟西县,做一番跟踪,就像当初普运哲从长邺大学座谈会上出来跟踪她一样。所不同的在于那次是幸福的跟踪,而陶又佳这次是痛苦的跟踪。然而幸福跟踪和痛苦跟踪像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这两只瓜就那么自自然然地长出来了,谁又能奈何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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