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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晔在街上甩掉白已贺之后，又想起她和白已贺的一些往事片断。二十年前她和白已贺曾经同是一家铸造机械厂的学徒工，她在最苦的翻砂车间，他是最好的工种——钳工。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们相识并且相爱——上帝如果要一对男女相爱，是不在乎他们隔着千山万水的。再说丘晔、白已贺只隔着两个车间。那时候丘晔的父亲仍然住着牛棚，母亲也已同父亲离了婚，丘晔就搬进厂里住单身宿舍。白已贺是个孤儿，自小在孤儿院长大，这使他生就一种敏感、孤独的性格。他身材高大，面孔白皙，一说话耳根就红。他的形象和他的敏感、孤独却引起了一些女工的注意，一时间他几乎成了厂里未婚女性共同追逐的目标。但最终是丘晔得到了白已贺。

丘晔凭了什么？她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最坏的家庭最坏的工种最坏的生活最无望的前途。她是凭了她自己，她的落落大方她的坦诚她那无人可以匹敌的热烈，还有她那张无人可以匹敌的生动面孔。白已贺闪电般地爱上了丘晔，又闪电般地使丘晔怀上了孩子。那段时光是丘晔一生最美妙的时光，她终于从少年的防空洞里解脱出来彻底告别了从前。认识丘晔的人都记得她在那段时光呈现出的那种空前绝后的漂亮。她并没有为她的怀孕感到慌张，他们开始讨论结婚的事情，他们还一同看望过关在牛棚的丘晔的父亲。就在这时白已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长邺市公安系统要从各工厂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补充到公安战线，白已贺入选了。在当时这是一件千载难逢的美差事，它的实际价值有点像从前的秀才没经考试就中了状元，有点像今日的农民没有准备突然就成了富翁。也许这两个比喻都不贴切都不完全，也许那个时代那种意外的好事在今天简直就找不出可以与之对应的比喻。但就在最后一次政审时白已贺遇到了麻烦，这便是他与丘晔的关系。进入公安系统需要本人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绝对清白，丘晔的家庭是不具备这种清白的。这是人生的一个关口，白已贺必得作出选择，要么他要公安局，要么他要丘晔。后来白已贺选择了前者。

丘晔曾经跪在地上向白已贺发出哀求，曾经毫无遮掩地试图用温情重新打动他、俘获他，但她那生动的脸，她那挺峻的胸，她那柔韧的白天鹅一样的肚子，她那富有弹性的大腿、小腿，她那被他亲吻过无数遍的嘴唇，她身上的一切一切都没能使白已贺回心转意。

白已贺走了，离开了工厂。丘晔在那个晚上冒着大雨在长邺市的大街上游荡了一夜，她走一阵跑一阵，一夜间她生是把肚里的孩子给走丢了……天亮时她发现自己在火葬场的大门口站着，她很想就那么走进去躺在炉子里让工人把她活烧了。一个扫院子的老人跟她说话才使她从梦中惊醒，他问她在这儿干什么，她说她找工厂找错了门。老人告诉她那家工厂应该在哪儿，她又返了回来。之后她在单身宿舍躺了一个星期，和谁也不开口说话。只在同屋女工上班时她才挣扎着起来吃一口红糖，因为她只记得产妇对于红糖的特殊需要。她对陶又佳说：她手指甲的凹凸不平和上面的暗红色斑点就是自那时开始出现的。

遗憾的是白已贺只在令人艳羡的公安局呆了三个月便被开了下来。因为他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向公安局举报说，据一名受街道管制的孤儿院修女交待，白已贺是孤儿不假，可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淮海战役时死在前线，母亲又嫁了别的军官，所以白已贺才成了孤儿。这么一来白已贺不仅被解除了公安局的职务，他连工厂也没能再回。白已贺在社会上转了一圈又归属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几个老娘儿们看他为人还算老实，就安排他进了一家街道小厂，和一些街道妇女在一块儿制作缎面绣花鞋。那时候中国的女性是不可能穿绣花鞋的，她们手工制作的绣花鞋是上缴外贸作为出口的专用。

就在白已贺每天早晨按时按点走进街道小厂的破平房，把自己陷在鞋底、鞋面之中，听着妇女们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篇时，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被称为当时中国祸根的“四人帮”垮了。时隔不久，社会又开始按照自身规律运转起来，丘晔的父亲也官复原职，仍然是这省的副省长，丘晔自然就不再做她的翻砂工人，她被调到省政府机关，后来还坚持读完夜大取得文凭，转成了干部。当白已贺得知丘家父女的变化时，便又找到了他们。他鼻涕眼泪地跪在他们面前，说他是多么后悔多么愚蠢。他又把当年丘晔跪在地上求他的动作用在自己身上重演了一次，他甚至发挥了这些动作：他不仅跪在丘晔面前抱丘晔的腿，他竟然能跪在副省长面前抱副省长的腿。他这种样子使副省长非常恼火，副省长从白已贺的臂弯里抽出自己的腿，厌恶地说：“这是个什么？”说完就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副省长深知女儿受过的屈辱。

白已贺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省级领导对他的形容，他不说“这是谁”却说“这是个什么”，好像他不是人他是一种属性不详的东西。白已贺大概也永远记住了当他被副省长责问过“这是个什么”之后是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个时刻叫他明白了其实下跪并不是人类最难的事情，因为下跪者如果由于下跪而得到了他所期望的，那爬起来的过程就会在下跪者兴高采烈的心绪的支配下不知不觉地完成。反之，下跪者下跪之后却遭到鄙视和不齿，他那从地上爬起来的过程就将是昏天黑地的漫漫征程，那征程可能汇聚了下跪者一生全部的屈辱、尴尬和难堪，这种下跪之后的爬起才是人间最残酷的刑罚。自此白已贺总觉得自己矮了许多，并时不时地想到他“是个什么”。

又过了些年，丘晔听说白已贺从那个街道小厂调到了一家皮鞋厂，并且和一个女工结了婚。

丘晔也结了婚，很快生了一个男孩，很快又和丈夫离了婚。她对陶又佳说她的结婚好像就是为了生个孩子，她要把许多年前那个夜晚走丢的孩子捡回来。至于爱情，一个什么零件也不缺的女人她当然也渴望着爱。但是世上难道真的有爱或者说有真的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