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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陶又峻又给葛佩云讲了胶卷，并讲到高速卷和普通卷的区别。葛佩云竟不加掩饰地说：“我就需要这种高速卷。”紧接着她又询问起冲卷的事。

这使得陶又峻觉得有些蹊跷，因为在他看来眼前这位中年妇女问问相机还勉强可以理解，若亲手冲起胶卷不知会是何等局面——刚才他教她装胶卷时她都那么双手无措，那样子使陶又峻觉得就好比是女人给大卡车换轮胎，或者男人给婴儿换尿布。但正是这个中年妇女居然对冲卷也如此着魔，陶又峻只能把这解释成一个古怪的摄影爱好者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体现。他告诉葛佩云，彩色胶卷自己是没有条件冲的，必须拿到图片社。学冲黑白卷冲起来倒也不难，不必暗房，有一只显影罐就行了。

次日上班时，陶又峻给葛佩云拿来一只显影罐和显影液，给她讲了讲冲卷的要领。葛佩云又抓住时机让陶又峻把昨天讲的内容再重复一遍，因为一夜之间她好像忘记了关于摄影的一切。

陶又峻又给葛佩云重新讲解一遍，并把一些必要的数据为她写在一张纸上。

葛佩云固然不太聪明，但在学习照相这件事上你决不能说她太笨，因为后来她实在是拍出了照片，而且她居然把它们冲了出来，就用那个显影罐。那当然不是什么作品，只是她家中一些角落的凌乱写照：普运哲的大床啦，客厅沙发啦，书房的一排书柜啦，浴室里的浴缸啦，有的清楚有的模糊。她知道照片模糊那是因为她的手拿不稳相机所致，她努力使自己的手把稳照相机。

奇迹终于在葛佩云身上发生了，她暗自把这形容成聋哑人的说话，绝症患者的复生。

奇迹的出现使葛佩云的头脑日益清楚和灵活起来，而且她好像一下子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主动人物，就因为她的房间藏着一架照相机。

在照相术和显影术的鼓动之下，葛佩云便演出了去北京参观亚运村的那幕剧。

参观亚运村确有其事，葛佩云在普运哲的护送下确也上了火车，但是她在火车离开长邺的第一站下了车。她对同事们说她忘了带摄影包，她必须回长邺去取。同事们劝她说，许多人都有“傻瓜”，而葛佩云却说她要的是“大机器”，于是她执意下了车，并说第二天她还会赶到北京。

葛佩云下车之后又乘开往长邺的火车回了长邺，出站之后，她粗中有细地给家中打了个电话。在确信了家中无人之后，她才幽灵般地回到家里，接着她把自己锁进了楼上女儿的房间。目前这是个没人进的房间，而且房间的窗子临街，使她可以清楚地看到普运哲的归来。她决心要在女儿的房间做一次彻底的等待，她想起公安人员在跟踪和抓捕罪犯时有种方式叫做“蹲坑儿”，那么她决意要“蹲一次坑儿”，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

她终于在那个晚上等来了他们。这种“终于等到”的激动一时间竟抵消了她对他们的激愤。

她以为他们会立刻上楼来的，但是他们没有。

她以为在客厅里立刻就会发生那一幕呢，但是他们没有。

然而毕竟落地灯亮了，音乐起了……

葛佩云手持相机悄悄向楼梯移动着脚步，她移到了一个可藏身、可拍照之处，用镜头对准了沙发上那一男一女。虽然他们跟她足有十几米远，但是她能把他们拉近。她拉近了他们，她看见她的丈夫正伏下身去啃那个女人的脖子，她觉得眼前一黑，右手还是按动了快门……

葛佩云并没有昏倒在楼梯拐角，她的双手还牢牢把握着相机。但是她的确有那么一小会儿失去了知觉，当她把相机从眼睛上拿开时客厅里却已空无一人。好像她眼前根本没有出现过什么人，一切都是她的幻觉。这个想法反倒把葛佩云弄得清醒起来，她决心尽快冲出胶卷，让胶卷证明眼前的一切不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