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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是美国，丘吉尔也只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个别人。”丘晔开始发言，“舅舅的谈话中心是说胖人终归不如瘦人聪明，比如咱们舅舅这种又高又瘦的体形，假如在美国必定会受到女选民的注意，起码我会注意到。”
大家笑起来。舅舅却一本正经地说：“离题万里。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国家？讨厌都讨厌不过来。”他转向陶又佳的母亲，“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大表哥从美国留学回来学了一身美国习惯，他强迫我嚼美国烟，他自己一边嚼一边往我嘴里塞，搞得我恶心极了好几天不能吃饭。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讨厌美国。”
“可是您为什么还热衷于研究美国总统的火鸡体形呢？”陶又峻说。
“你不能说研究抗癌药物的人自己就首先要患一次癌，研究试管婴儿的人自己得首先弄个出来抱到家里。再者，我对美国总统也谈不上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注意。我研究的是艺术，是绘画。”舅舅说，“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看懂我的画呢？不可能，寥寥无几。有一次我画了一张画请一些人看，画面是一个巨大的女性生殖器，橘黄色阴道正面洞开，一只白色飞机正在里面飞翔……这张画把他们吓坏了，全吓坏了。但这并非我的过错，问题在于他们不懂。其实生殖器和飞机有什么可怕的，司空见惯。问题就在于，越是司空见惯变作艺术就越吓人。毕加索晚年专画女性生殖器，评论界说毕加索堕落了，净画厕所画。可是毕加索还是毕加索，人们怕的是那些司空见惯。”
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延伸的话题，使大家好一阵冷场。半天，陶又峻说：“舅舅，您画点儿别的吧，比如广告，我帮您联系。街上那些大型广告牌需要新奇醒目的构思，您在这方面一定能出其不意。再说，收入也是不错的。”
“是啊，让哥哥给您联系。”陶又佳说，“这样您就在长邺住下去，和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挺好吗？”
“倒是个好主意。”舅舅说，“可是他们照样不敢要。广告画就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吗？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啤酒广告，六米高的一个大裸体，女的，准确地说是一个女性裸露的脊背，清冽晶莹的啤酒由她的肩背直泻而下，然后在她那个美妙的骶尾窝腾起簇簇梦幻般的雪白泡沫——注意！泡沫就飞溅于骶尾窝儿。”
“这真是太美妙了！”丘晔忍不住说。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思。”陶又佳也说。
“对，”舅舅说，“美妙就美妙在我表现了她正面所不能替代的一切感觉，要画出啤酒加脊背这两种同样充满弹性的诱惑。这实在是人类两种渴望的综合。”
“后来呢？”丘晔问。
“后来呢，还用问，叫他们给枪毙了。”舅舅说，“你说那是弹性的诱惑，他们说，不就是在一个大屁股上倒啤酒么。又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惊吓。所以，你们别指望这里有人敢用我画的广告。”
“可我觉得您的想法实在不一般。您看，满街的广告千篇一律的大药盒子，要不就是冒泡的大酒杯。”丘晔专注地望着舅舅。
“你不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亵渎？”舅舅直视着丘晔。
“我一点儿也不这样认为。我只觉得很纯净。”丘晔说。
“你刚才说什么？”舅舅冲着丘晔，“噢，对了，你说纯净，说得太美了。老实说我的确喜欢观察女性，而且我常常对她们产生奇特的想法。有时候面对一个处女我感到眼前一片纯净，但有时可能是一片空白——何止是空白，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小策略、小计谋乃至小手段，一切从她们母亲那里因袭来的小毛病，那时连她们的脊背都是不洁的，又怎么能与纯净的啤酒相提并论。”
“我记得您说过一个叫知更的女孩。”陶又佳说。
“对，知更。”舅舅说，“当初知更从她们那个小渔岛跑出来闯天下，是我收留了她。我让她住下，给她饭吃，一个人的粮食两个人吃，还教她洗脚。那时候她才十六岁，可是已经遇见过不少男人了。遇见，懂吗？有一天晚上我刚上床睡觉，知更走了过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想过吗？是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呀！她走到我床前，身体对着我的脸说：‘我上来行吗？’‘上来’，听听，这意味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我一下子坐起来说：‘你回去，回到你的床上去。’”
“她回去了？”丘晔问。
“在我的再三命令下。”舅舅说。
“您想到了什么……您请她回去？”丘晔问。
“我看到了她那一对尚在发育的小乳房，小拳头一样的小乳房。还有……一切都正在发育，尚待成熟。”舅舅说。
“我是说您看到了纯净还是小计谋？”丘晔问。
“二者兼有。”舅舅说，“二者兼有是不能诱发起人的性欲的。反之，单纯的纯净或者单纯的计谋都能。”
“面对纯净我明白，可为什么面对计谋也可以产生……性欲？”丘晔问。
“以毒攻毒呀！”舅舅说，“这种女人只配让人报复。”
“用性？”丘晔说。
“用性。”舅舅说。
“后来这个知更到哪里去了？”丘晔问。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开服装店的男人，两人合伙到南方做服装生意去了。可是她走了，她却不断地把她们那个小渔村想进城的女孩子介绍到我那里，我的房子成了她们进攻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我还学会了给她们洗脚——你知道岛上渔民是没有洗脚习惯的。”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您说，”陶又佳说，“这您就不划算了，您宠她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的确没什么实际意义。”舅舅说，“有一次一个人还骑走了我的自行车。但我还是需要这点麻烦，你知道，空气需要流动，日子需要……日子需要真实。”
“那是您太善良了。”丘晔说。
“善良有什么可炫耀的？”舅舅望着丘晔，“六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就去农村搞‘四清’，晚上没事我就喜欢躺在炕上听带短波的收音机。工作队长一口咬定我在听敌台，他组织了一伙人逼问我听到的内容以及我与敌台联络的暗号，于是我就说有暗号，暗号是‘粉红袜子瑞典火柴’。谁还记得汝龙翻译的那套《契诃夫全集》？”
“我记得，”陶又佳说，“是新文艺出版社那个版本。”
“对，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契诃夫的小说，他那篇《粉红袜子》正好挨着《瑞典火柴》。这下不得了，美协许多人几十年之后一见面还叫我‘粉红袜子瑞典火柴’呢。”
“可是舅舅您为什么把善良和这件事联在一起呢？”丘晔说。
“因为你们总千篇一律地用善良或不善良来形容我，听广播和对我的逼问，能用善良和不善良来解释吗？”
“我觉得可能。您用善良对待了他们，而他们……您善良得真有点可爱，我甚至爱上了您，您信不信？”丘晔直视着舅舅，显得非常郑重。
舅舅慌乱起来，他嘟嘟囔囔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丘晔没有回答舅舅的问话，她突然站起来向全家做了告辞。
陶又佳追上丘晔说：“不是说好吃晚饭的吗？”
“还是到我那儿吧，要不就去你那儿。”丘晔说。
她们一同来到陶又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