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袁崇焕评传(13)（1/2）

第四：当时有人说，袁崇焕不应该当场杀了毛文龙，应将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请崇祯处理，或者先请皇帝批准而再杀他。当时大学者黄梨洲评论说：“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两），不应则跋扈，恐吓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贵近者，使者相望于道……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龙贿赂甚多，袁崇焕一提出申请，毛文龙即刻知道，有了防备，极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将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义子义孙，有可能动武抢夺，引起内战。就像《三国演义》中写魏大将邓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车，邓的部属武力抢夺囚车。

第五：也有人说，袁崇焕去宁远当统帅之前，决心整肃军纪，要杀毛文龙，和首辅钱龙锡商议。其实他直接请示皇帝更好，因为崇祯先得到杀毛的讯息之后，袁再杀毛，崇祯就不会惊愕恐惧，害怕袁崇焕权太大。然而崇祯更信任宦官厂卫，而这些宦官厂卫都收受毛文龙的贿赂，袁崇焕对皇帝一说，毛文龙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向吴王表演治军之法，要杀吴王的两名爱姬，因二姬不奉军令，嬉笑不绝。吴王大惊，派人去向孙子说：“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斩了两个爱姬，部队肃然，奉命惟谨。吴王不悦，说：“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将军请下去休息罢，我不想再看了。”吴王虽然心痛爱姬之死，还是接受伍子胥的劝告，重用孙子带兵，破楚、灭越、威齐，吴国霸于天下。

崇祯的度量，比之吴王阖闾是差得多了。见识也差得多了。

崇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杀袁，等于三国时蜀汉的刘禅因诸葛亮斩了马谡，把诸葛亮杀了。

[1]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明代的军兵〉。

[2]即今辽宁省丹东市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3]皮岛在朝鲜写作椵岛。这个“椵”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皮岛在黄海中，身弥岛之西，大和岛之北。面积不大。

[4]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5]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廿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因他没有参与或听到密谈，所以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无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似较可信。

[6]〈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7]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8]袁崇焕奏本：“……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冀恶者念便断矣……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敝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

[9]崇祯二年六月十八日，奉圣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全，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编）

[10]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11]陈玉树《后乐堂集》〈袁崇焕杀毛文龙论〉：“崇焕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剑，便宜从事。明制：督师赐尚方者，得斩总兵以下。是崇焕本有专杀之权者也。”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恶性循环。[1]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