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1/2）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政府昏聩，民不聊生。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政府昏聩，民不聊生。整个中国陷入苦海之中。

1933年新年伊始，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百四十二位知识分子遂有二百五十个“梦想”，刊于《东方杂志》。现实无望，寄以梦想，乃绝望之举。鲁迅不相信“梦想”，即写《听说梦》，说“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但胡愈之没想到的是，在“昏黑的年头”，“做梦”也没自由，在国民党威逼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民国政府创造世界文明史上不准“做梦”的纪录。

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称“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询问曹“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此前一年，周作人即致函胡适，研究此事，几经周折，终未出版。同月，在北平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公祭，周作人参加并送花圈、奠仪十元。“主义”不同，周作人不忘旧友，其情历史当记。

5月，北平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被捕。7月，北平《文学杂志》被禁，编辑及撰稿人被捕。11月，北平《文艺月刊》遭查禁。

巴金小说《萌芽》被禁，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遭查禁。文坛一片肃杀之气。

《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枪杀，杨杏佛遭暗杀，邹韬奋流亡国外，《益世报》的罗隆基遭暗杀未遂，幸免于难。血腥杀戮之气，弥漫全国。

但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二百三十九名记者发表联合声明，抗议国民党杀害刘煜生，声讨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陈独秀当场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陈独秀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获判处十三年徒刑，但《申报》《益世报》等多家报纸，都做了倾向陈独秀的报道。汪原放的东亚图书馆此刻重印千册《独秀文存》，又印章士钊《陈案书状汇录》，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再次举行集会，要求国民党停止新闻检查，还自由言论于社会。

文化界、新闻界、文学界在“昏黑的年头”，敢于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抹亮色。

沈从文创作小说《如蕤》。萧乾创作第一篇小说《蚕》。冰心出版短篇小说集《去国》，诗、散文集《闲情》，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朱自清散文《冬天》及《中国文评流别述略》发表。胡适出版《四十自述》《短篇小说第二集》两本书，发表政论文《民权的保障》《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制宪不如守法》《保全华北的重要》《建国与专制》。

“真迷众色看如雾”

——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恋人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来到北平。1922年，沈从文从山清水秀、人情瑰丽又浪漫，充满楚文化的湘西凤凰小城，来到早已有些颓败却依然有帝王之气的北京，那年他才二十岁。

沈从文孤身到京，举目无亲，又无收益，生活清苦，但他到大学旁听自修，转益多师，加以天赋异禀，又受到新文化的启迪，早年文学创作出手不凡，其作品不忘情于湘西风土，又瞩目于京城都市人生。再加上，沈从文独特、传奇的少年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命感悟。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之家，其祖父少年卖马草为生，后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当了贵州提督。因厌倦官场斗争，竟辞官归隐。其父向往辛亥革命，参与革命军攻打凤凰城之役，后到北京与同党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败亡命关外。其祖母为苗族，母亲为土家族。“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这句话，是沈从文的朋友、致力于现代派诗歌却以小说而闻名文坛的施蛰存，在《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文中说的，剀切中理。沈从文十四岁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后来成为他小说背景的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之后，才脱去军服，又到上海闯荡的。初到北京，谁也不会想到，面前这位身着土布长衫、面貌清秀又有些柔弱寡言的少年，会有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

在北京，他与也到北京求学的丁玲、胡也频成了朋友，同时直接接触了不少新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和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有成就的作家。那时的文坛，已开始分化，沈从文始终着眼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这个大目标，无心介入纷纷扰扰的门户、派系之争论。他的交友，以性情言之，从善中流。在文化思想、文学流派上，也不说长道短，自走自路。于是有的评论家说他“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倘沈从文真的有突出的“政治理论思维”，沈从文只能是政治的沈从文，中国则失去了小说家沈从文。

例子也可举一个。1930年，沈从文创作小说《丈夫》。丈夫乘妓船去探亲，碰上自己老婆在船上卖春接客。待后半夜，老婆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一片冰糖。第二天一早，夫妻二人一起回乡。小说写了这对夫妻在乡里受到过村长、乡绅等人的剥削，在船上，水保、巡官可任意霸占妻子，丈夫只能在后舱默默接受这种欺凌。小说还写了老婆身边的掌班的大娘，还有幼年的女孩五多，漂亮的五多是妻子未来的影子。

一个真正懂得文学的叫冈崎俊夫的日本人，是这样谈《丈夫》的：

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

沈从文的晚辈表侄，是画家又是作家的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一文中说：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谢天谢地，多亏沈从文是“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该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的，倘若反之，沈从文还能成为世界的沈从文吗左翼作家或可很有“政治理论思维应该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而且他们的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但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上表现的弱点，作品表面化、概念化。尽管瞿秋白、茅盾等总结过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收效甚微。

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南下上海，在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随他同行的有即将从文坛脱颖而出的丁玲和她的男友胡也频。上海有他们的朋友施蛰存，他们还一起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这一年，孤身一人的沈从文，在授课时，发现了刚从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的面目清秀、身材窈窕、举止文雅的女生张兆和。

张兆和是民国著名的“张家四姐妹”的老三。她们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她们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曾任两广和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牖，是民国开明教育家，曾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四位女儿不仅受到良好教育，且个个才华横溢、兰心蕙质、如花似玉。苏州老乡叶圣陶曾说，谁要娶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姐妹都嫁了名人。老大嫁给昆曲名角顾传玠，老二许配给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三与沈从文成秦晋之好，老四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思汉成亲。

已经二十六岁的沈从文，在当时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他一直在寻觅和等待。他相信，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子，总会悄然而至。果然，张兆和的出现，让他平静的心里燃起了爱情之火。他不是那种可以当面倾诉情感的男人，却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用文字表述爱情的功夫。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持久又坎坷的鸿雁传书的经历。

情书如雪片般，纷纷落到年轻姑娘张兆和的手里，情窦未开的她，面对一封封飘然而至的情书，感到紧张惶惑。而沈从文不见回答，更是烦躁不安，神不守舍。终于有一天，张兆和带着一大摞情书，找到校长胡适。当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胡适，在张兆和的眼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青年人的思想导师。

张兆和对胡适说，您看，这是沈先生写的，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念书，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胡适见怯怯的、满脸绯红的张兆和，笑了，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以彼此通通信嘛。

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其实呢，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前面所述，皆来自文传或口传。而张允和是亲历者，她的表述最具权威。

1988年4月，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一是旧地重游，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

4月6日，春风和煦，张允和来到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聊起一大堆旧事。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请他到家里坐。沈从文来到张家，给弟妹们讲故事，深得好感，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只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萝卜干”托词走开。

1933年春，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并说如其父母同意，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张允和找到父母，“一说即成”了。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高潮。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世上有许多机缘。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在“天津丸”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沈从文对影射之说全然否认，写《给某教授》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作答：

您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的悲剧，也许是命定的，远近亲疏朋友皆无法帮忙。就因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

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无怪乎书不能帮助您）……治这种病的方法有三个。一是结婚，二是多接近人一点，用人气驱逐您幻想的鬼魔，常到……朋友住处去放肆的谈话，排泄一部分郁结。三是看杂书，各种各样的书多看一些，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把你人格扩大，兴味放宽。

沈从文这封信，开诚布公，与人为善，一针见血，笔笔中的，语多剀切，指出病因，又晓之以治疗方法，是沈从文的人生智慧的肺腑之言。

此公案了断之后，1936年7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与沈从文相晤的文字：“陪企孙至北总布三号金岳霖宅，并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邀至同居晚宴。”（《吴宓日记》）可见，沈、吴交情未断。

沈从文与吴宓因在文学见解的殊异，虽未彼此反目成仇，也终未成为挚友。

沈从文一生有不少朋友，像丁玲、胡也频、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施蛰存、俞平伯等。沈从文也受过鲁迅、郭沫若等人攻讦。

细看民国以来文人的交好与交恶，从中可看出他们的文化人格的高尚丑陋，其间更有着躁动的痛苦的时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弹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内容。人性和人格会被政治漂洗得面目全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后经贵阳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8年始，动笔写长篇小说《长河》，以写实风格，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景，给抗战的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沈从文研究》）。小说表现了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多面性，把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社会场景都写了进去。

可惜，原定三部曲的《长河》，只完成第一部便没了下文。当然不是江郎才尽，他已是胸怀苍生、腹有才华、吞吐天地、驰骋文坛的骁勇之将，他的那支生花之笔，写了多少锦绣文章。当然，也不是生活题材枯竭，《长河》第一部结尾之“社戏”里，已为下部小说埋下了国民党派武装镇压湘西地方势力的伏笔，将会有更惨烈的故事发生。联系沈从文写完《边城》后，曾打算以沅水为背景，要写《十城记》也没了下文，他或是另有隐情，或是性格有毛病。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是也。

1948年3月，曾有一篇文章说沈从文是反动派。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过去写过一篇《论作家从政》，纯是书生之清谈，但是被郭沫若看到了，痛加批判。学生将此文抄录成大字报，张贴出来。吓得沈从文想自杀，后住进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家养病，才逃过一劫。

沈从文已感到，不仅不能创作，连老师也不宜做了，便改行躲进历史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一次，毛泽东参观历史博物馆，听说了沈从文在这里工作。很快，沈从文做了全国文代会代表。开文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沈从文等代表，还让沈从文继续写小说。沈从文却写信给领导，提出要编写一本有关服饰的书。周恩来同意，就定下来了。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的许多珍贵资料被毁，但“文化大革命”过去后，经沈从文十年辛苦，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问世。这部轰动国内外的书的价值和地位，堪与沈从文半生写的小说、散文媲美。

晚年，沈从文在与历史博物馆的老同事李之檀谈到自己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一个人不应该去追求权力和钱，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怎样发展你的智慧，而发展智慧就需要增加知识，你的知识增加了，你的智慧才能够发展。这或许不是沈从文的原话，但这样的表达，已让我们看到了书生本色。

“人生是一本大书”，是沈从文的名言。他这本大书，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但这似乎并不全面，应该说这是一本充满对立矛盾的书。研究沈从文的美籍华人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让我们看到两个沈从文。金介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的沈从文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内战结束，饥饿和鸦片被清除，“中国人民已经挺胸站立在世界之林。特别是他作为政协委员，重返湘西，生活欣欣向荣，他的心已向人民政府靠拢。特别是1961年，他与十多名青年作家，一起拜谒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更深，甚至想写一部讴歌革命烈士的长篇”。

但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日渐激烈残酷，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整肃。沈从文也不例外。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竟写大字报揭露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对范曾之举，万分震愕和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当生存、尊严受到严酷挑战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守得住良知的。1957年“反右”期间，一次在文联大楼（即现在商务印书馆）开批判萧乾的大会，沈从文一改往日的生性孱弱，站起来大声发言，耸人听闻地揭发他的学生萧乾道：

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

他所谓的1930年与美帝勾结，是指当时萧乾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辑过八期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宣传中国新文学。沈从文也曾帮助《中国简报》，他是清楚知道萧乾仅仅帮助阿莱宣传中国新文学而已。

萧乾在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写到了沈从文揭发自己的这件事，萧乾理解宅心仁厚的恩师沈从文对自己的“揭发”，只是为了自保。反正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师表态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过多计较。

到了更严酷的“文化大革命”岁月，萧乾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同时为解决自己被无端没收的住房问题，四处奔波求助。他也没忘记去看老师沈从文。见他挤在一间小屋内忙着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为改善沈从文的住房条件，他到处呼吁，甚至找到当时在北京市“革委会”工作的朋友帮忙。

令萧乾万万没想到的是，沈从文闻听萧乾帮他跑住房问题，竟勃然大怒。师生在马路上相遇，老师声色俱厉地责骂学生，曰此举影响了他正在好转的前程，他训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管。”

后来，沈从文还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我死后，不许你参加追悼会，也不准写悼念文章，不然，将诉诸法律。

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沈从文。是政治的丑陋，还是人性在高压下的堕落纵观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有许多难以整理的矛盾，许多写他的文章，一直萦系于他生命进向与存在困境、理性与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可沈从文自己却说：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读懂他的书，或可看懂他的为人包括他周围的世界。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

《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围绕着他们天花绚烂，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

——《往事集自序》

1933年，冰心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外，又兼在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

两年前，她的长子宗生（吴平）降生。1923年，她在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搭乘的“约克逊”号邮轮上认识吴文藻。后来，这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又学富五车的年轻人成了冰心的丈夫，二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一生。

在美利坚合众国学成后，冰心于1926年再次乘坐“约克逊”号邮轮，在北京明丽的初秋时节重返曾求学的燕园，成为燕京大学的一名助教。不久，又被聘为《燕京学报》的编委。次年，《燕京学报》的创刊号上，学者王国维、新秀冰心的文章同时刊出。冰心的文章是《元代的戏曲》。又两年后，吴文藻以博士学位归国，与冰心举办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幼年即随时任海军“海坼舰”副舰长的父亲谢葆璋住在上海、烟台，又迁北京。进位于灯市西口的教会办的贝满中学读书，曾信仰基督教。1918年，考入北京协和大学预科，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受《新青年》影响，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在《晨报》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表达爱国热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冰心产生利用小说反映和探索问题的想法。从次年始，署名冰心在《晨报》等报刊发表《谁之罪》等“问题小说”，广受文坛关注。

《谁之罪》，通过两个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鲜明对比，揭示旧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的事业和进取心的戕害和消磨。《斯人独憔悴》写父与子因学生运动所产生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家长的落伍。《去国》描写一位学成归国的爱国学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心遭遇，是对黑暗社会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庄鸿的姊姊》和《最后的安息》写黑暗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小说情节较简单，人物较苍白而软弱，名为“问题小说”，却未提真正的本质的社会问题和发人深省的人生问题，与叶绍钧同类小说相比，轻浅许多。评论者较为推崇冰心朴实的写实风格，但因是浅层的“实”，未触及社会生活的肌理，故只能雾里看花。

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其反帝爱国热情中，渗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人类之爱”幻想。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其散文高扬“爱”的旗帜，将田野、鲜花、孩子、老人，都笑着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构成一种虽美丽却是虚无缥缈的境界，离社会人生太远。文学充满悖论，冰心多少触及现实生活的小说，早已随世纪之风，化成斑斓之尘，被人遗忘了，而她那些远离动荡历史生活、感情真挚、曼妙轻盈的对人生咏唱和慨叹的散文和诗篇却一直在被人传诵。

1931年，冰心又写了短篇小说《分》。这距她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初年，井喷式地发表《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烦恼》等一大批“问题小说”的时候，已有七八年了。《分》对自己早年的“爱的哲学”似有反省。小说通过两个婴儿的眼光看到人间境遇的不同。两个婴儿在医院降生后，教授的儿子用汽车接回家，屠户的儿子伏在父亲的肩上冒着漫天大雪回家。小说虽有斧凿痕迹，但能以阶级的分野来审视并反映生活了。

冰心应丁玲之邀，在左联的《北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远无“五四”之后那么有影响了。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重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署名“男士”，发表系列小说《关于女人》，写各界女性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故事，寄寓爱国主义思想。比起早期小说，一改大家闺秀式的轻曼，始有较多的社会现实内涵存焉。茅盾在《冰心论》一文中说：

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

冰心写完《我们太太的客厅》后，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的创刊号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短篇小说《冬儿姑娘》和《相片》。1936年又创作短篇小说《西风》。

《相片》应是冰心的力作。写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美国传教士施女士，遭到爱情背叛后，以种花、养狗、玩古董打发寂寞的生活。后又收养了一位中国孤女，把一腔母爱倾注在孤女身上，孤女淑贞十八岁时，随她到了自己的国度度假。已青春觉醒的淑贞，在异国与同胞李天赐邂逅，但是他们间的爱情却被施女士冷酷地扼杀了。小说展示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揭露了慈善家、传教士施女士在抚养孤女的背后隐藏着的自私、卑鄙和占有欲的丑恶灵魂。

《西风》是一篇通过描写职业和婚姻矛盾而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女主人公秋心与男主人公远，同在异国读书，彼此产生了爱情。但秋心不愿抛弃所爱的教育工作去做家庭主妇。被拒绝的远，与另一姑娘结婚。从此，秋心和远天各一方。十年后，二人竟在旅途中不期而遇，激起感情的波澜。无奈此时的秋心已到“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专心于教育而亲朋零落流散，只留下无边的苦寂。当突然面对往昔的恋人家庭美满，牵儿拉女，享天伦之乐，她备感悔恨、伤感。这篇小说，是冰心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苏联之后创作的。冰心在该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生存命运的焦虑，耐人寻味。

1933年深秋时节，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此作在天津《大公报》连载。《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女主人公我们太太家里客厅发生的故事。我们太太倚仗富有的银行家丈夫的钱财，将家里的客厅营造成北平闻名遐迩的“文化沙龙”。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常常聚集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社会名流，他们边喝咖啡、品茶，边谈莎士比亚、哈代、叔本华。《我们太太的客厅》给现代知识阶层勾画出一幅漫画，寓以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纵观冰心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的“问题小说”，这不是她最好的小说。但小说的题目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因为那时北平总布胡同有一间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主人正是当时的文坛名媛林徽因。那是当时沈从文、萧乾、林语堂、金岳霖、俞平伯、梁实秋等社会名流经常聚会、讨论文学的沙龙，与朱光潜的“读书会”文化沙龙相映成趣。当时，年轻的作家萧乾从沈从文那里得知，因他写了小说《蚕》被林徽因极为赏识，“太太的客厅”主人邀他去她那里吃茶。萧乾多年后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他1933年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厅”去的情景：

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可见，萧乾把这次茶话会，看成一次收获了信心和勇气的文学聚会。当然，沈从文、金岳霖也有不少写“太太的客厅”深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友的深情厚谊的文章。请注意，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通史》，在“林徽因”一节，有这样一段文字：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她的专业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同时中西贯通，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她的北京的家成为“京派”作家聚会的中心并非偶然，主要由于她的高雅艺术气质具有的魅力。

文学原本就是表现人灵魂的艺术，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写出旧社会一些无聊文人的丑态，对他们做出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乃是有良知和道义的作家的责任。至于有人不满冰心打击面过大，未免不够厚道，甚至怀疑小说有恶意诽谤他人之嫌，这是把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做法，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茅盾在《冰心论》中说：“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看见了‘憎’。”这位沉浮于文坛经年，深谙世道人心的作家说出的话，大有玄机，意味深长。从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的作家，都是对苍生怀有悲悯情怀的。在茅盾看来，冰心将“爱”与“憎”、正与邪、高尚与卑下和谐统一于一身，从而揭示人物的复杂人性，正是文学的高境界。

1931年，丁玲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曾写信给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

又据《沈从文与丁玲》中载：

冰心回忆，当年沈从文前来找她，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7月底写出的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了《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

《我劝你》是首较长的诗，只引几句：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满天的花雨，

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

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

你爱听这个，我知道！

这些都投合你的爱好，

你的骄傲。

……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有永远的冷淡，

是永远的亲密！”

有人说这是一首劝诫诗，劝诫的对象是与冰心名气不相上下的诗人、小说家、建筑学者林徽因，“诗人”指的是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徐志摩。其实，作者表达的并不一定局限于现实中具体的某事某人。

冰心一生，曾多次做过关于文学和写作的演讲，其间涵盖了她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思想。她的演讲风格，平实严谨，深入浅出，从容自然，真挚有趣，可以从中读出冰心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人格。

冰心的演讲，始于在燕大读书时，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文章在《晨报》发表之后，她的爱国热情、漂亮的文笔感染了北京的中学生。位于西单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师附中，就请她去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时间是1923年4月14日。从当时学生刘逸等记录后发在《辟才杂志》上的演讲内容看，讲了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表述，介绍了时代与作家、文学的文体与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阐述。

1926年，留美归来已成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讲授西洋戏剧史的冰心，以她留美前的影响，被邀到北大演讲《中西戏剧之比较》，整理后发在《晨报副刊》。此次演讲，主要讲悲剧，对比中西方的悲剧，讲中国悲剧的缺失，已有个人的观点。但对中国元代以来的悲剧的成就，似视而不见，遭到向培良的批评，其文《冰心胡说些什么》在高长虹主编的《狂飙》上发表。其文有失偏颇，但一些批评也有正确的部分。

冰心学养深厚，但文化结构及其专长不在文学理论，而在文学创作。其文学创作，优势不在小说，她更擅长诗歌、散文。她的小诗，被视为经典，至今仍在熠熠闪光。

《繁星》《春水》是冰心诗化了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之间，含蓄隽永，富于哲理。她自己曾说，那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繁星》和《春水》的主旋律是母爱、童真和对大自然的咏叹，用冰心自己的话说，那里是“理想的人世间”，“有同情和爱恋”，“有互助和匡扶”（《往事集自序》）。在歌颂“理想的人世间”的同时，诗人还有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反抗。《繁星》《春水》是作者心怀纯洁的思想，用清雅的文字和温婉的诗句，还有淡淡的愁绪，表现“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同时，又有对新生力量、新生活的呼唤。

《繁星》《春水》将中国古典诗词与外国文学调融在一起，或写景，或表现瞬间的情感，含蓄蕴藉，清丽温婉且闪烁哲理之光。用冰心在《冰心小说集〈遗书〉》中的话说：“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转些，便可以叫做诗了。”

冰心开创了“小诗”写作之先河，形成了诗的一种风气。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入文坛最年轻且创作生涯最悠长的作家之一。巴金活过百岁，而杨绛这位一百多岁的文曲星，刚刚不幸陨落。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林徽因患了严重的肺病，从沈阳的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就医。那年，她二十七岁，虽然脸颊的桃红褪色，这位才女依然“人艳如花”。

1924年4月23日，应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和梁启超之邀，印度诗人在石榴花开的季节，来到北京。文学界在天坛开欢迎大会。泰戈尔发表演说，二十岁的林徽因担任翻译。吴咏在《天坛史话》对此有这样的记载：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5月8日，新月文学社，又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办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的晚会。胡适、梁启超发表祝寿演说。泰戈尔致谢辞。

林徽因装扮成一古装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达新月社对老诗人的祝寿盛情。

晚会用英语演出印度老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拉德》。林徽因饰主角公主齐拉德，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晨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父女合演，空前美谈”，“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泰戈尔还由林徽因、徐志摩等陪同去紫禁城拜会废帝溥仪。

当时古城北京，几乎无人不谈“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林徽因是苍老颓败的宫阙外开放的一朵充满生气的春花，是幽深凋敝的胡同里吹过的一缕清风。

七年过后，古城依旧。为了养病，林徽因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一人在溪流石径间徜徉，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拜伦的诗：“世间哪有一种欢乐能和它拿去的相比，呵，那冥想的晨光已随着感情的枯凋而萎靡；并不只是少年面颊的桃红迅速地褪色，还未等青春流逝，那心的花朵便已凋落。”徐志摩常到这里看望孤独的林徽因，那“心的花朵”依然艳丽。

这年，林徽因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仍然》《那一晚》《情愿》《深夜听到乐声》《一首桃花》等，发在《诗刊》上。后来，那时她结识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回忆时说：

（林徽因）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艺术家之一，她可以是个杰出的设计师、艺术家和诗人。那时，她也写散文，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师和非常有魅力的姑娘。她美貌，活泼，可爱，和任何人在一起总能成为中心人物。

说到设计师，1954年第二届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林徽因、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林徽因泪流满面。那一年，她已五十岁，重病在身，却依然“人艳如花”……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生于浙江杭州一官宦之家。祖父林孝恂，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地方官。曾参加孙中山革命运动，资助浙江青年赴日留学。父亲林长民曾任民国司法总长。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为黄花岗烈士。

林徽因于1916年进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四年后，有五个月随被北洋政客排挤的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柏林、法兰克福诸名城，曾入伦敦圣玛利女校短期学习。正是在欧洲，与已婚诗人徐志摩邂逅，便有了当时轰动文坛的旷世之恋。那时，林徽因十七岁，美艳如花，那时的徐志摩，不惜与发妻离婚，狂热追求林徽因。后虽未双蝶齐飞，但成就了一段爱的传奇。

1921年返北京，仍就读培华女中。1923年参与当时著名的新月社的创办。

1924年，林徽因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9月，转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成为我国第一位学习舞美的学生。

1928年，林徽因与学建筑学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然后再度周游欧洲，考察古代建筑。还在旅游中，林、梁即接到张学良请他们到东北大学任教的聘书。

1931年11月19日晚，北平位于东单青年会不远的协和小礼堂，灯火辉煌，各界名流满座。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欧美建筑专家坐在前排，听林徽因开设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演讲。二十七岁美艳如花的一代才女，以文学的语言、美学的眼光，讲述她对中国古典建筑的美学发现，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

为了听林徽因这个演讲，徐志摩当日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济南号”，从南京飞赴北平，在济南附近遇难。19日，林徽因的心被听众的掌声和鲜花抬上了天，同时刻，徐志摩的心早飞到北平，生命却沉重地砸在山坳，让我们想起他的诗《想飞》：

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

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

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

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